西汉帝国在历经文景之治和武帝时的辉煌后，到武帝晚期就显现了衰落势头。昭、宣时虽一度中兴，但仅是昙花一现。西汉政权步步衰落，公元8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在此期间，王莽企图实行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但已无力回天，终于被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之火吞没。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流民。与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集团奢侈腐朽的生活。元帝、成帝都是荒淫无道的昏君，只知玩乐，根本不管百姓死活。上梁不正下梁歪，百官公卿也竞相仿效，吏治越来越腐败，贪赃枉法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激化，陷入绝境的人们不得不起来反抗。哀帝时为缓和土地兼并和大批农民沦为奴隶的严重情况，曾提出过“限田限农”的主张，但结果却推行不下去，成了一纸空文。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统治阶级内有人提出了“易姓受命”的主张，妄图用谶纬迷信来欺骗百姓，哀帝便演出一幕“再受命”的丑剧。哀帝死后，出身外戚世家的王莽，乘机夺取了政权，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在当时官场日益骄奢淫逸的情况下，他却“折节”向学，博得了很好的声誉。他执政后，一面排斥异己，一面采取措施，笼络人心，取得了一部分贵族、官僚、地主及知识分子的拥护，这就是古诗中说的“王莽谦恭未篡时”。西汉末年传播的“易姓受命”思潮，又为王莽篡汉提供了时机。在一部分地主官僚的拥护下，他于公元8年一脚踢开刘氏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稳定政局，依照《周礼》设计了一套披着复古外衣的改造蓝图。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项：一、改变职官制度。公元14年，王莽仿照《周官·王制》数次下令更改中央和地方官制：在中央设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在地方，仍实行郡县制，郡守称在尹，县令称宰。不仅对职官制作了较大改变，职官名称也都加以更改。二、推行“王田”制。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因此他企图恢复井田制。公元9年，王莽根据《周礼》记载的井田制度，更名天下田为“工田”，不得买卖。规定男丁8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900亩者，分余田给族人和乡里，原无田者，按一夫一妇百亩授给。这些规定因遭到大地主的反对而废止。王莽还下令禁止买卖奴隶，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但收效甚微。三、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筦政策。五均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设五均官。五均官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物价，收工商税。各地五均官在每一季度的中月，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叫“市平”。物价高于“市平”，令货主到官府把库存货物按平价出售; 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出售。赊贷是由政府发放贷款，贫民因丧葬、祭祀或经营工商业无钱的可贷款，要按期归还。除工商贷款外，其余不收利息。五均、赊贷，加上政府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收山泽税，合称为“六筦”。四、改革币制。王莽在位期间，曾三次进行币制改革，致使货币流通混乱，经济遭到破坏。五、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王莽认为边疆少数民族 “僭号称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所以全部贬“王”为“侯”，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王莽于是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其中对匈奴的战争，规模最大，历时最久。

王莽改制，并没能挽救社会危机。王莽企图以牺牲官僚、贵族、地主、富商的部分利益来换取改制的成功，结果反而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改制招致很大阻力，加上他照搬古制，不合时宜，官吏又循私舞弊，改制失败是必然的。王莽的改制如火上浇油，进一步加深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新莽铜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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