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王国维所着的《人间词话》，是我国词学批评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着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了一个着名的理论命题，即“境界”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王国维像

“境界”一词，源出于佛经，其涵义有多重指向，一般指境地、界域。王国维借此词语，以指称文学作品所具有或应达到的某种理想的审美境地，其内涵与中国古代诗词批评理论中常用的“意境”、“意格”、“情景”等词语有所重合，而又不尽相同。王国维的“境界”说虽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但对其基本含义，却很难作简明而确切的概括，这是因为：(1)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虽多次提及“境界”一词，却从未对其作出明确的理论界说，而只是通过品评具体作品来显示其含义;(2)即使在品评具体作品时，其所用“境界”一词，含义指向亦时或不同。尽管如此，现今学者仍一致认为“境界”说是贯穿《人间词话》全书的理论核心，其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作品(主要是指诗词)应情景交融、自然真切。何谓“有境界”?王国维自己解释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他认为，境界包含情、景二者，不可或缺。而无论写景还是言情，其关键在于真，要能真切自然、鲜活生动地予以表达。所谓“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因此，他称赞“‘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称赞纳兰性德的词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

其二，要认识、把握写实与理想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人间词话》第二则说：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第五则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王国维的这些说法，明显受到叔本华理念说的影响，但在具体表述上却扬弃了叔本华理念说的唯心色彩。他认识到写实与理想二派在创作方法上既有明显的不同，但又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因而，诗人即使“造境”，也必须“合乎自然”;即便“写境”，也必定“邻于理想”。

其三，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差异。他说：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又说：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里，王国维既借鉴了宋明理学家“以物观物”以致“物我两忘”的有关说法，又吸收了叔本华的摆脱意志束缚，忘却利害关系，以达到纯粹客观的静观心境，从而唤起一种物我完全融为一体的幻觉的理论。他所谓“无我之境”，并非指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个性特征在作品中全然消失，而是指作者割断了与外物之间的利害关系，心情进入到一种非常平和静穆的境地，与外物合为一体。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所谓“有我之境”，是指外物与作者存在着某种对立、冲突，作者意志波动、情绪起伏，此时观物写物，笔下的景物就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比如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王国维还认为，创制“无我之境”要比创制“有我之境”难，只有“豪杰之士”才能达到心远意静、物我两忘的境界，才能达到“无我之境”。

王国维“境界”说的含义还涉及到其他一些方面，这儿就从略了。总体上说，他的“境界说”既继承、发扬了中国历代诗词理论中的“意境说”，又吸收、借鉴了西方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虽然其中不无唯心主义色彩，但毕竟将中西文艺思想融合在一起而使中国的文学批评从传统走向现代，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美学的角度看，“境界说”所显现出的理论高度和思辨深度，都位列于当时的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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