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即王船山，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位了不起的集大成者，和同期的欧洲思想家相比，非但毫不逊色，而且更加有成就。但是很可惜，他抗清失败后长年隐居不出，因而他的卷帙浩繁的着作，200多年后才刊行面世，以致他的睿见卓识也没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愿意借用一些概念的话，那么，王夫之的思想无疑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在自然观中，他驳斥了道学中程朱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中，他驳斥了道学中陆王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思想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他所利用的思想资源却基本上仍是中国先秦的内容，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也说明中国固有文化中的精华是可以进一步开掘的。

王夫之认为，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是无需证明的，一切证明都是多余的。譬如太阳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它不但不是假的，而且不能说，也不必说它不是假的;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假的太阳。他认为“诚”不是跟“伪”相对立的，这样的“诚”，也不能解释为无“伪”。他说： “诚者无对之词也。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他认为“诚”是哲学中的最高范畴，这样的“诚”只有客观实在足以当之。客观实在中的事物，都是有始有终的，人所共同感觉的，它们确切就是如此。这就是所谓“莫之能御”，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动、静，也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夫之指出“气”是永恒运动的，动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王夫之在这里解释了《中庸》中所说的“至诚无息”的意思。照他的解释，这就是说客观实在是经常在运动之中的。王夫之反对道学家虚构出来的天理和人欲对立的说法。他认为天理无比广大，无所不包，原本不与人欲相对立。每个人的基本欲望，如饮食、男女等，都能得到满足，这就是天理。每个人都得到满足，欲就不是私而是公了。

在认识论上，王夫之认为须先有客观的实体，才可以有作为认识的对象; 必须有认识的能力，才会有种种认识活动。在认识的过程中，客观实在是第一性的，是“体”;认识是第二性的，是“用”。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的见解，表明他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他虽然没有说本质上认识是从实践开始的，但是，他初步认识到，知和行是既有分别而又有联系的，知和行是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在其中“行”是主要的。这就比较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的认识论。性、命问题，几乎是中国哲学中两个最为古老的范畴，历来都给予唯心主义的解释。王夫之翻了旧案，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照他的解释，这两个范畴所说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通常都认为“性”和“命”是在人初生的时候决定的。既然决定，就基本上不可更改。王夫之指出，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人在胎孕之中是发展的，在出生以后的长养之中也是发展的，人生活中，没有不可改变的东西。他说： 未成的可以生成，已生成的可以改变，人性难道是天生就定型而不可改变的么?所以他的结论是君子要养性，而不是一切听其自然。另外，道学家通常认为历史是退化的，一天不如一天。王夫之反对这个说法，他说，据我所知，中国文化习俗在轩辕黄帝以前，大概和所谓的夷狄差不多;中国人在太昊以前的时代，也像茹毛饮血的禽兽一般，所以历史是进化的。王夫之的重要贡献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物物相依，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可以互相渗透，也可以互相转化。他反对简单地说“物极则反”，即所谓历史的过程不过是治乱循环。王夫之认为，假如说乱到极点而变为大治，或许可能;但假如说治极而乱，就太简单化了。他把辩证法用于历史分析，就显示出比一般古代思想家高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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