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散文名家，除欧阳修及“三苏”之外，尚有王安石与曾巩，可谓阵容强大。

作为历史名人，王安石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的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他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曾两度出任宰相，当政期间，积极推行新法，被列宁称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与他从政时务实的作风相关，王安石对文学的看法也强调它的政治功用，认为文章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王安石的散文多为政论，针对时事，分析深刻，有很强的说服力。《答司马谏议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即这方面的代表。《答司马谏议书》是回击司马光对新法的责难的。司马光来信指责王安石推行新法，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而王安石的回信只300来字，但他却抓住“名实不符”这个关键，将司马光的责难一一驳倒，简捷明快，势如破竹。清代刘熙载称赞说“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为简贵! ”墓志铭在王安石的散文中也占有较大比重，有近200篇。自古以来，写墓志铭即有“谀墓”的陋习，即溢美虚美而不符实际。王安石写碑文的态度却相当严肃，决不以浮言虚词夸饰溢美。即便是对自己的爱女也是如此。其《鄞女墓志》云： “鄞女者，知鄞县事临川王安石之女子也。庆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后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异甚，吾固疑其成之难也，噫! ”虽然感情沉痛，然笔墨竟客观质实如此! 所以，元人修《宋史》时，常以其碑文作为材料。由于思想敏锐、学识渊博，王安石的一些短文如《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也往往立意超卓、笔势矫健，耐人寻味。

曾巩像

曾巩的文章比之王安石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似乎更大。宋人对曾巩文章就有极高评价。王安石曾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也对曾文给以充分肯定。曾巩论文，比韩愈、欧阳修更重视“道”的作用，他重视学术、史传之作，轻视华丽藻饰的文章。他还认为文章中的道德来自于作家自我道德的修养和完善，故“蓄道德”才“能文章”。曾巩的文章，一般比较重视内容而不太重视文采，故大多质朴无华，典雅平正，从而形成了曾文的特色。曾巩的议论文大多本着儒家理论，对当时现实作出剖析，行文平实浅切，娓娓而谈。如《救灾议》、《先大夫集后序》、《熙宁转对疏》等等，议论时政，指陈利害，品评人物，谈古论今，常用反复阐发的方式使文章层层叠转，把自己所要表述的道理讲透彻，文风既平实又委婉。他的一些记叙文，写景抒情不多，侧重在记叙和议论。如他的名篇《墨池记》，其主要内容并不在记叙墨池或摹写景物，而在于因小取大，借事立论。从墨池联想到王羲之书法成功之原因，揭指后天勤学苦练的重要性。然后推进一层，从学习书法联系到人的道德修养的完善亦需勤学苦练。再由此作深层开掘：王羲之仅以书法一能而受人喜爱，而仁人志士若有更多的风节品德，则使人更追想其遗风。一股庄重博厚之气蒸腾纸上。平心论之，曾巩的散文成就不及韩、柳、欧、苏，但他却受到了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格外推崇。明人唐顺之曾说： “三代以下文，莫如南丰(曾巩)。”王慎中亦言： “由西汉而下，莫盛于有宋庆历、嘉佑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这是因为曾文中道学家气息最为浓重，行文规矩严密、平易自然，便于模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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