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着名的改革家，他的变革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指出北宋中叶表面的安定之下，危机伺伏：一是阶级矛盾，农民的起义和反抗威胁着宋朝的统治;二是民族矛盾，辽和西夏不断威胁着边境;三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的财政都很困穷;四是风俗衰败，上下因循苟安，无所作为，坐以待毙。针对这种种危机，王安石指出，必须“改易更革”，就是说要“变法”。“变法”首先要培养人才，以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要“理财” ，以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人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陶冶出来的。“陶冶”包括“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王安石所谓人才，主要是指能为封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其中最高级的人才“可以用天下国家”，其次的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关于财力不足的问题，王安石说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经济原则，他似乎认识到，财富是人用劳力向自然作斗争而生出来的。既然有自然，有人力，人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财富，用创造出来的财富供自己消费。所以应该不会出现财富不足，问题在于怎么样去经营治理财富。

王安石变法的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富国，一是强兵。他所制定并推行的新法有： 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这些新法，王安石认为都是合乎“先王之意”的，虽说是改新，实际上是“师古”。“法先王”并不是照抄以往现成的法度，而是要“法其效”，即从实际效果着眼，灵活理解先王制度的实质。各时代的“先王”，因时代不同，具体的措施也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一贯的精神贯穿其间，所以“法先王”要了解他们的精神实质，把这种精神实质同北宋时期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做出具体的措施。他的用意是想让这样的改易，不致引起反对。王安石指出当时的科举考试过于重诗赋，虽然也考儒家的经典，但注重的是一种字面上的了解，所以他认为，要改善这种制度，提倡对于儒家经典精神的体会。这是他所讲的“陶冶人才”的必要的方法。他的革新理论，披着复古的外衣，革新的理论根据是先王之道，就是周公之法。周公之法的蓝图就是《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王安石在朝廷中设了一个经义局，对于儒家的经典作新的解释，由他和他的儿子王雱主持其事，作出了《周礼》、《尚书》和《诗经》的新的注解，称为《三经新义》，由朝廷推行到全国，各种考试凡涉及经典的，都以“新义”为标准。王安石又作《字说》，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从文字的构造和发展上阐述“先王之意”。王安石的《字说》和《三经新义》，当时称作“新学”。这种“新学”从纯学术的意义上看确实有许多主观臆断、乖谬错误之处，后来就无影响了，在当时也成了反对改革的人士攻击王安石的口实，但王安石的新学主要是同他的政治上的新法相辅而行的，是王安石在思想战线上推行政治改革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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