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有婉约、豪放之分，始于北宋，但明确地以婉约、豪放来概括词风的两大基本类型，则始自明代的张綖，张氏在《诗余图谱·凡例》的“附识”中说：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 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但张綖这里所谈的婉约与豪放，是就“体”即风格而言，并未称“派”。词而有此二“派”，是以后的吴灏说起，“自宋人说部有铁板红牙之喻，词家乃分豪放、婉约两派”(《历朝名媛诗词题辞》)之说。

时人多认为诗词之别主要在于诗言志、词言情，所谓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词论》)，正是这个意思。于是精丽、隽永、醇雅、蕴藉的风格被看作词的本色，婉约被奉为正宗，而豪放一路则被视作别格，称之曰变。王士禛说：“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璟、煜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大成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其变，陈、刘其余波也。”(《倚声集序》)自陈师道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而非本色”(《后山诗话》)后，崇“正”抑“变”的观点影响着数百年来的词坛。

当然也有突破“正”、“变”框框束缚的主张，或从“小令”、“长调”的差异着眼，提出：“词贵柔情曼声，第宜于小令，若长调而亦喁喁细语，失之约矣! 惟沉雄悲壮，情致亹亹，方为合作。”(沈雄《柳塘词话》)或从内容出发，主张：“词有婉约、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房中之奏，出以豪放，则情致少缠绵;塞下之曲，行以婉约，则气象何能恢拓! 苏辛与秦柳贵集其长也。”(沈祥龙《论词随笔》)或从作者之气质立论，认为： “填词亦各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田同之《西圃词说》)此种种超越各执一端之见，持论自较平允，但都不是从流派的角度立论，而是从风格的层面分析的。

现今一般认为，婉约词的特点，内容上侧重于儿女风情，结构上重视缜密圆熟，音律上追求和谐流走，语言上讲究清丽典雅，风调上崇尚委婉柔美。因而，唐五代时的温庭筠等花间派作家，李煜、冯延巳等南唐词人，北宋的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被认为是词风婉约的作家。虽然他们的词各具特点，自成风格，但在总体上都倾向于婉转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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