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天朝上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了，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然而当时的中国人，身在其中，并没有对这一重大变局产生深刻的认识，他们一向对“中华衣冠文物”抱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感，因而有所触动的仅仅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物质外壳，甚至只是惊异于这外壳上几个突起的棱角而已，如坚船利炮。而更多的人连这些近代化武器也看作是“奇技淫巧”，从概念范畴上说和杂耍、微雕之类是一样的性质，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当时最具眼光的思想家魏源，也只是感到中国有必要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仿制兵器，“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他乐观地认为中国只须用闽粤两省部分精兵巧匠花一二年时间就能赶超西方，这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随着内忧外患日亟，为数不多的当政者，如朝中办外交的亲王奕欣、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出于荡平内患、抵御外侮的现实需要，发起以“求强”、“求富”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六七十年代，从采办新式兵械，开办西式军工企业，培养实用外语、技术人才开始，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西器”、“西艺”的发达在于“西学”的高明。崇尚西学，这在旧的社会、思想格局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各种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把中西文化严重对立起来，简单化地争论究竟立国之本是礼义还是“权谋”，是人心还是技艺，旨在彻底否定、排斥西方近代文明。而开明人士则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实际是要把一切有利于中国富强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化拿来为我所用。过去学术界通常把“中体西用”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张之洞，其实在他提出之前报章上已多次出现这种说法，而且很快就成为一个十分盛行的说法，可见这是当时有所觉悟的中国人普遍的思想。“中体西用”利用了体和用、道和器、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概念区别来分别指称中西文化，这或是圆滑地迎合了顽固派的中西优劣高下观点，或是不自觉地满足了自己内心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情感，但根本上说这是从理论的高度为学习西方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的“体”，可以渐渐消去现行政体、学制等内容，而归结为抽象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用”，也悄悄地从器用扩大为一切有用有益的事项。到后来，“中体西用”论者，进而论证“西学中源”，无非是说西方近代思想和孔孟之道是完全符合的，西方的近代科技是中国固有渊源的产物。由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从早期借“西用”维护旧的“中体”的意图，一变而为移花接木式地调和中西文化，再变而为偷梁换柱式地彻底改造中国文化了。

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西方逐渐深入的过程。从最初感到“器”不如人，然后发现“器”的背后是西方系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再认识到西学的昌明和西方的富强在于其工商立国的经济运作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进而意识到是西方的政制与国体的先进，最后觉悟到这一切需要从文化思想上寻找根源。从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体西用”是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以往对其评价主要倾向于严苛的批评，较多地指出其维护旧体制、旧思想的保守性质。其实，第一从逻辑上看，体是本质，用是功能，中国哲学向来明了体用不二的，有什么本就有什么样的用，好比煤炭这个“体”有烧火的功用，石头这个“体”就没有烧火之“用”，这是明白的道理。说“中体西用”就好比说要用石头烧火，那么本质上就是要让石头和煤炭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就是说，按照体用一致的逻辑，中西也须等值，而晚清时代汲汲乎“西用”以自强自保，所以“中”这个“体”是一定要向“西”那个隐而不言的“体”转化的。这就在表面的逻辑矛盾中，显示了“中体西用”思想的积极性质。第二从历史的意义上看，“中体西用”说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调和论色彩，它更多的是在守旧势力的高压下庇护了新的变革因素，起到了在旧机体中打入异质内容的楔子的积极作用。具体到个人，大凡持“中体西用”论的，他对“中体”的承认和顽固守旧派的观点，旨趣是大不相同的。第三从抽象的意义上看，“中体西用”命题有其思想价值，它比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主张更具长久的生命力。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二者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某个阶段的课题，它是值得各个民族、各个时代认真反思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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