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异质文化的油画移植中国，是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冲击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中进行的。因此与诸如水彩画等的其他外来画种相比较而言，中国油画从萌生到现在，共300余年的民族化历程更具代表性。

随着15世纪荷兰画家凡·艾克兄弟对油画技法的改进，油画迅速在欧洲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画种，然而油画传入中国却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了。关于油画何时传入中国，通常的说法是从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天主、圣母像来中国开始算起。油画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是和西方传教士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清康熙以来外国传教士郎世宁、潘庭章、王致诚、艾启蒙等均以绘画供奉内廷，从而把西方的油画技法带入皇宫。在中外画家的努力下，创造了一种将中西绘画技法熔于一炉的写实画风。由于皇帝的支持和提倡，一些中国宫廷画家也掌握了油画的焦点透视与明暗画法，其中包括焦秉贞、冷枚等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广州的海外交通与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盛，西方油画随之流入广州，为广州画人开辟了新的视野。几乎同时，一些欧美画家也先后来到广州，他们在作画之余收徒传艺。于是在广州出现了一批绘制油画的中国人，他们以中国社会风物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肖像画、风景画及风俗画。因为这些油画连同水彩画、水粉画等主要是作为商品画卖给外国人，所以又名外销画。随着外销画的发展，一些油画家逐渐崭露头角，其中最为知名的有关作霖、关乔昌等人。他们的作品风格写实、色调柔美、空间透视准确，既体现了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又带有几分洋气，风靡一时。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埠，上海日益成为文化中心。1852年由传教士范廷佐、陆伯郗等主持，在上海徐家汇开设了土山湾图画馆，以范本临摹法传授油画技艺。然而上海的油画并未向艺术的高层次发展，却向迎合市民趣味的月份牌美人画流变。不论是宫廷的院体画，还是民间的外销画、月份牌，中国油画在其最初200余年的演变发展中因得不到民族文化的认同，最终天折。原因之一是传统审美意识的惯性对异质文化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原因之二是受命在内宫向洋人学油画的学子及民间的画工们本身文化素养有限，因而很难具备把油画推向高层次的能力。应该说中国油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还只有近百年的历史。清末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大批留学生被派往海外，正是他们为中国油画的发展取回了真经。他们回国后或是自行创办美术学校，或是在新式学堂中进行西画教学的改革，为中国油画成为一门独立画科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一二十年代各地私办、官办的艺术院校纷纷建立，特别是1927年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的设立及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创立，使美术教育日趋完善，培养了一大批油画人才，从而为中国油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各种画会、画展层出不穷，更是推动了中国油画向前迈进的历史。二三十年代的油画家们面对西方油画传统及现代艺术的冲击，各自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一时期的油画大致可归纳为写实派、融合派、前卫派三个类型。写实派以徐悲鸿为代表，是一个注重引进西方油画写实技法的画家群。他们意识到寻找西方现代派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美学原则的某种相似之处，不是拯救中国传统绘画的良药。于是选择了以西方写实绘画观念来超越中国传统绘画的体系。融合派以林风眠、刘海粟为代表，是一个以中西绘画融合为努力方向的画家群。他们在西方写实油画的基础上又受到现代派绘画的启发，从而开始把目光投向本土文化以汲取养分，丰富了油画的语言。前卫派以庞薰琹、倪贻德等为代表，是一个向往与世界现代艺术同步的画家群体。他们连篇累牍地介绍西方现代派艺术，意欲以新的绘画精神来掀起一场新的美术运动。二三十年代的油画家们对于西方油画的抉择，均以超越中国传统绘画为价值取向。他们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在一二十年中把西方近500年中的各种流派匆匆预演了一遍，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格局中的写实派基本上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至此，油画逐步实现了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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