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垦植的经营方式，多实行于战乱之后的无主耕田和未开垦的土地，亦多行于边防地区。依屯田生产者的不同身分而分为两种：以农民为主要生产者的为民屯，由戍守官兵轮流垦作的为军屯。政府提供全部或部分生产资料，强制士兵、农民或刑徒等从事耕作，国家收取全部或部分劳动成

三国时期，屯田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屯田并非起始于三国，而源自秦汉。如秦朝史书载，迁3万农户至琅邪台下(今山东诸城)为民屯;将军蒙恬率大军击走匈奴，收复河套一带，移徙罪人及贫民往居屯垦;征发50万人戍守岭南各地，从事垦植等，这兼具军屯和民屯性质。汉承秦制，文帝时采纳晁错之言，募民徙居塞上屯垦;武帝时，在北部和西部大规模屯田，建有许多永久性军屯田; 东汉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的军屯，开内地军屯之先河。由此可见，秦汉时屯田已初具规模，且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三国时期的屯田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对于前代的屯田，曹操认识得很清楚，颁布《置屯田令》说：“夫定国之说，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因此，曹魏的屯田在当时开展得多，效果也好。

与正常的生产活动比较，屯田可以说是危机时期的一种应急措施。黄巾起义前，社会上已出现“三空之厄”，及至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社会经济更受到极大的破坏。曹操《蒿里行》说：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魏的屯田正是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开始的。建安元年(196年)发布屯田令，建置屯田，既有军屯，也有民屯：军屯在边境和军事要地实行，民屯则遍及郡县;军屯用兵士分番屯种，民屯则募民为屯田客耕种;军屯以营为单位，一营60人，民屯以屯为单位，一屯50人。广泛屯田对中原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明帝曹叡时，关中谷帛不足，于是遣民屯田，“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屯田的结果，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把流徙的民众安置在土地上从事农业，使土地和劳动结合起来，还解决了流民与荒地的问题，且安定了社会秩序，缓和了阶级矛盾，调整了生产关系。

蜀汉处四川，称天府之国，没有中原那样的饥民粮荒，故没有广行屯田，只在汉中一带，为了供应军粮，置有屯田。而孙吴屯田的规模，虽不及曹魏，却在蜀汉之上。吴会一带屯田颇多，同样也分为兵屯和民屯两种。孙权在位时曾规定士兵只从事耕战二事，不服他役，“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见，屯田在孙吴也是很受重视的。

三国时期，另一值得一提的事当属各国对各自疆域的拓展，特别是蜀汉。刘备称帝之后，诸葛亮不敢有丝毫懈怠，继续筹划南征北战之事。与拓土封疆相关的就是征服南中。所谓南中，指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一带，世居此地的许多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对蜀汉政权时有反抗之举。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出师时他采纳了马谡的建议： 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深知南中必须使其心服，方可安定蜀汉后方，故而在战败南中反叛者，俘获其首领孟获后，“赦获使还，合军再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这才取得南中安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纵七擒”，也是中国历史上攻心战术的范例。而政治中心在江东一带的东吴，则与台湾取得联系。台湾当时称夷洲，汉代就与大陆有来往，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得夷洲千人还”。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历史交往中的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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