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思维类型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的，而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也无非是这个民族在其特定历史过程中对自身社会实践方式的内化。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是与古代中国人实践活动的对象、目标相一致的思维的内容与形式、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是由一系列基本观念所规定和制约并被模式化了的一般思维程式。它不仅体现在理论思维层次，也反映在古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中华文明从商周，特别是秦汉以来的数千年间，存在一些变化甚微的根本性因素，如农耕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血缘亲族关系的长期绵延，氏族国家体制早熟和其后的大一统政治的基本稳定等，这样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导致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也有长期延续的基本特征。“敬天法祖”可说是对古代中国人的农耕经济形态和宗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很好的点题。和土地打交道的农业，使人明白付出与收获的恒定性，了解自然的法则，趋于务实; 与气候相关的农业，使人认识变化与循环的周期性，尊重自然的节奏;血缘上“一以贯之”的同一性，家族世代“生生不息”的传承性，都使人易于接受超越特殊性的、联系的、整体的观念; 而大一统的政治与求统一的思维之间，则互为因果。

混沌 《山海经》插图

所以，现代学者把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从“致用”出发，崇顺“自然”，重视社会人伦与实用技艺的致思倾向。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构筑知识的逻辑体系，而是寻求把握对象的关键和契机的技巧，要求原理具有应用的简捷性和直观性，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联，重视人生的世俗价值。这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淡化了超自然的宗教意识，造就了唯物论倾向和现实主义态度，但另一方面，思维定向在社会人生的范围，削弱了穷究终极原因的兴趣，满足于知其然而尽其用，妨碍了对自然现象的追问和对具体事物构成及其属性的认识。二、从整体原则出发，以把握整体功能为目标，具有古朴的系统论倾向。也就是说，习惯于超越个别事物的有限存在，而把宇宙万事万物作为一个相互关联、息息相通的整体，重视整体的等级秩序稳定性和功能协调性，善于从外部的功能来考察事物内在的性质和变化，这和现代流行的“黑箱理论”有相似之处。三、在认知结构上，以体验“天道”为中心，知、情、意一体化，把主观和客观统一起来。四、直觉体验和理性思辨交织在一起，特别注重直觉领悟，将思维过程神秘化，而不太看重清晰的逻辑形式，因而简单的观象取类的类比方法运用得相当普遍，《周易》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甚至一直到今天还不难看到其种种的表现。这种直观、务实、综合的思维方式优劣并存，但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对世界和人类不无贡献，对未来也有着尚待进一步认识的宝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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