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典范的称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完成者。古人所谓的成就圣贤人生境界，原则上属于不分社会阶层的全民运动，即人人都可以通过自我的修身养性而成为圣贤。但实际上，圣贤主要是儒生士子们的重要使命和追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士阶层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读书有知识的人，他们的职业、活动均与文化事业有关。儒生士子以道自任，期望自己成为圣贤一类的人物。圣贤的人生理想就是因士阶层的成贤造圣运动而确立其神圣性的，它成了古代中国人抹不去的精神追求。

从字义上看，圣原指聪明、智慧一类的人，贤指多才多能的人，并没有后人所堆积的神圣、崇高等意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兴起，争相造圣成贤，不仅谈论圣贤成了诸子们的重要话题，而且圣贤本身成为诸子们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化身。诸子百家纷纷创立符合自己理想的圣贤形象。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帝王称为圣人，后来的儒家不仅认为这些古帝王是圣人，而且孔子和孟子也是圣人。道家的老庄则贬低一般意义上的圣人，主张绝圣弃智，认为只有自然无为、无欲的得道之人才是圣人。墨家以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尧、舜、禹、汤等古帝王为圣人。法家韩非认为圣人多有才智，有巢氏及燧人氏就是圣人;他更颂扬那些变革现状的改革家，认为他们是新圣。那么圣人是如何形成的?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即圣人是天生的。孟子认为人只要修心性就可成为圣人。荀子提出圣人是后天努力的结果，是人不断积累善德而成的。在诸子心目中，贤是仅次于圣人而具有优秀品德、才能的人。儒家、墨家、法家尽管对贤的标准不同，但他们都赞成举贤、尊贤、尚贤，一致认为举贤人是治国的要道，甚而要求打破原有的宗法等级制度，从庶人中选举贤才。孔门弟子贤才济济，大多就来自社会下层，墨家多以手工业者组成。只有道家提倡不举贤。

诸子对圣贤的期望，并不仅仅限于一种个人道德，他们更看重圣贤由内圣进而外王，即期待圣贤能救万民于水火，消除天下的战乱局面。于是，圣贤就必然地和王联系在一起了，圣王、贤王成了圣贤的现实归宿。天下一统局面的形成，使圣贤之王有了新的现实的范例。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称帝者都成了所谓的圣人。秦汉时代，虽然新皇帝代替古帝王成了圣人形象的典范，但圣人的范围还是较宽的，士人中的特异之士也往往被认为是圣人。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把孔子称为圣人，而且把齐国的辩士淳于髡、汉初的叔孙通也看作是圣人。人们往往把士人看作是圣人的原因在于，士人以道自期，这个道既是天道(自然界的普遍法则)，又是人道(社会的普遍法则)。在中国人看来，道虽是天所创立，但必须由圣人来完成它，没有了圣人，也就没有道的存在，至少道是不显的。圣人通天人之道，识古今之变，明同日月，德侔天地，因此其治世的人道中治道与学道是一体的。但是周王室的衰微却使治道和学道分离了。秦汉王朝的再度统一使皇帝成了新时代的圣人，但他们却没有再统一起人道来，而只掌握了治道;士人掌握了学道，是学道的传递者。秦汉以后治道与学道的历史分裂，使士人们认为圣人只有两类人：一是古圣人，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帝王和儒家的孔子、孟子;二是新圣人，即当代的权力顶峰，皇帝。后世的儒生士子不管如何以圣人自期，最大的成功只能是个贤人，就连千古无二的朱熹也只列为十二哲之一，这表明了成贤的难度。圣人的帝王化，使圣人难以为一般人企及，对于后世儒生士子来说，能成为一个贤人，死后进入孔庙就成了最大的梦想。两千余年来，真正进入孔庙的贤人只有145位。后儒虽认识到了成圣成贤的难度，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贤人的职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济万世”是圣人的职分，但绝大多数仍然以道自许，以圣贤为期，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心态，努力建立现世的功业。总之，对圣贤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士人独特的精神风貌，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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