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唐宋两代八位散文家的总称。所谓散文，是指与魏晋以来形成的骈体文相对的单行散句，没有形式规定的文体。明代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八家之文，八大家之称因而得名。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古文指先秦西汉散文)。在理论上他们都主张“文以明道”，强调以道为文之根本，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他们却常常不受理论的限制，投入丰富的情感，又运用很高的语言技巧，写出了许多感情充沛、气脉流畅的优秀作品。相比而言，韩文气势雄大，纵横开阖，文字奇崛新颖，“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柳文在气势、力度上不如韩文，但在感情内涵的隽永、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文，风格显得隽洁幽丽。

到了宋代，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上承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而又有新的发展。在重视发挥古文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一观点上，唐宋两代古文家的理论立足点是大致相同的，但由于宋代道统文学观的势力比唐代尤盛，宋代古文家既要遵循“尊道”、“明道”的原则，又要抵制以道废文的极端观点以维护散文本身的艺术特征。同时，由于宋代文人的个性较之唐人明显偏向温雅平和，无论韩文的奇崛雄肆还是柳文的峻洁幽丽对于宋人都已经不再合适，因而他们需要一种新的合适的散文风格。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在抵制了极端的道统派又阻止了一度流行的模仿韩愈而以生涩险怪为特征的文风之后，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宋代散文得以走上一条自身发展的道路。

在文体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眼光更宽广，取法的范围也更大，他们对骈文也不似韩柳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散文也兼收骈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他们强调达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必须符合“达意”的要求，要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这就形成了宋代散文的特点：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流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节奏徐缓婉转，较少激烈跳荡的情感表现。这种风格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

三苏和曾巩、王安石皆出自欧阳修门下，但以欧阳修和苏轼成就最高。欧文骈散结合，气脉流动，富于内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吴充在《欧阳公行状》一文中称其“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苏轼文则如他在《文说》中的自评： “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最少人工痕迹，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是其豪放不拘、才华横溢的天性的最好体现。

八大家的散文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韩愈的《原毁》、《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陇岗阡表》，苏轼的《前赤壁赋》、《答谢民师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洵的《六国论》，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曾巩的《墨池记》等等，可谓佳作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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