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发展，社会富庶，保持了较长期的统一安定局面，因而前代的各项文化成就在唐代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唐文化。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的传统，吸收了两晋南北朝以来新的学术思想之精粹，另一方面，唐代还重视与邻近国家的关系，对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和活跃。在中国美术传播到邻近国家的同时，其他国家有益的文化因素也丰富了唐代美术的传统，影响了它的发展，并把唐代文化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人物、山水、花鸟画都获得了新成就。其中，开始独立而趋于成熟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唐代还只是初放异彩;而人物画作为一门经历了长期发展阶段的画科，融合了秦汉的纯朴豪放、魏晋的含蓄隽永，进入了一个精湛美丽的新时期。这不仅和其发展历程长有关，还和唐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关。唐太宗反对穷奢极侈，提倡健康朴质的文艺。他吸取前代帝王成败的教训，利用书画来配合政教统治。由此唐代的人物绘画首先在题材上明显地表现出了时代特征，多是反映和歌颂政治统一与国家强盛的作品。有的表彰功德勋臣，有的反映各民族多方面的生活。唐初着名的宫廷画家有阎立德、阎立本与郎余令等人，论家认为阎立德具备六法，万像不失。阎立本“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他曾受命画《秦府十八学士》，后又应诏画《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后由宋代游师雄摹刻上石，仍保存了一部分唐画风貌。从残存的魏徵、秦叔宝、李积等人的形象，还能看出阎立本善用线条准确表现不同人物的身分及性格的深厚功底。郎余令曾画《古帝王图》，此画有宋摹本传世。阎立本的《步辇图》表现的是李世民接见吐蕃迎文成公主入藏的使者禄东赞，主题鲜明，刻画入微，再现了1300年前汉藏两族团结友好的情景。阎立本兄弟还根据李世民的旨意描绘过《王会图》、《职贡图》等。这些作品都是密切配合当时民族政策，歌颂唐王朝统一、强盛的历史画和肖像画。少数民族画家尉迟乙僧也因丹青神妙而在宫廷任职。他用色浓丽，线条健劲，其善于表现体积结构及形象的画风与中原地区传统风格相结合，促进了古代绘画的发展。初唐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是表现贵族妇女生活的，已形成艳丽丰肥的风格特征。隋唐时期在人物画上要求表现人物的现实性格与具体神态，宗教题材也不例外。吴道子是这一时期宗教画家的杰出代表。他在长安、洛阳两地寺观绘制了大量的宗教壁画，也画过一些以玄宗李隆基为中心的历史画和肖像画。吴道子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吴家样”是当时极为流行的艺术样式，他所创作的宗教画粉本在当时和后代不断地被传摹，从现存的唐代壁画、石刻及寺塔出土的唐宋佛教画卷中还可体会到吴画风貌。与“吴家样”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另一艺术样式，是以晚唐画家周昉为代表并命名的“周家样”。周昉的风格被认为是“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其传世的《挥扇仕女图》是珍贵的唐画原作。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们不同的仪态及不同的性格与情思。他的《簪花仕女图》也是表现宫廷妇女生活情景的珍品。同时，“周家样”还是佛教艺术中有影响的样式。

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唐代都有长足的发展。山水画还残留着从人物故事画分离出来的痕迹，某些作品还具有一定道释的或历史故事的内容，在表现技巧上也多继承前人细密工致的风格。但是其着眼点已明显地不再是故事内容，而是更多地关注山水的自身形貌和不同的景色变化。李思训被称为“国朝山水第一”，他的作品还未脱离六朝以来求仙访道的内容范围，但是画面上的山水树石，已是在利用神仙故事，来表现与之有关的山川景致，以及其中所寄寓的情怀。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两人继承了展子虔、郑法士“细密精致而臻丽”的风格，使青绿山水趋于成熟。他们能比较真实地描绘山川景色，通过细密的刻画，构成动人的意境，表达了当时士大夫所追求的意趣。这种风格的山水景色见于李氏山水画的传摹本，也见于唐代壁画中的青绿山水。与李思训在山水画方面同样拥有盛名的吴道子，代表了同一时期的另一种风格。李氏是细密工致的青绿山水，画一幅需数月之功，吴道子则疏放有神，可顷刻挥就。到了晚唐还产生了破墨山水，代表画家有韦偃、张璪。此外，唐代还出现了文人画的萌芽，以王维为代表的文人画家，讲求诗画结合的意境，以画为寄，对后世“南宗”绘画的发展起到了发祥的作用。折枝花鸟画、工笔重彩花鸟画，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绘画的创作原则，也是创作经验的高度总结，它标志着一代绘画艺术已达到新的历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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