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的知行观是孙中山哲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最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此学说是孙中山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为指导以后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提出来的理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篡夺后，孙中山进行了几次斗争，但都失败了。他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造成革命失败的原因虽然不少，但最重要的是传统的知易行难这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是造成中国近代积弱不振的心理原因。于是他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学说，期望以这种理论改变革命党人因循苟且的心理，为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提供一种理论武器，使他们坚定革命理想，积极投身于再造共和的斗争中去。

孙中山认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而不是相反。知与行的比较，知是难的，行是易的。他列举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来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例如，饮食之事，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容易行的事，而要知道饮食之道，却要有许多专门知识，这就不易了。他说，人们在实践中做了许多事情，做起来容易，但了解其道理难，如果对事物的道理知道得透彻，做起来就更容易了，这就是知难行易。他说，人类的知识是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探索过程，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而得来的，后人比较容易地继承了前人的知识成果，便以为知容易而行困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孙中山在论述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时，把人类知识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由蒙昧进入文明，为不知而行时期; 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时期;第三是自然科学发明以后，为知而后行时期。前两个时期为先行后知阶段，他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由行中来，通过行达到知。知而后行阶段是指自然科学发达之后，即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人类认识进入了“盛轨”阶段，达到“真知特识”。在这个时期，人类掌握了发达的科学知识，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孙中山的知行观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地为革命的目的潜心研究知行问题的思想家、革命家，在学理上，他突破了古代哲学对知行概念的狭隘见解，把知行问题和道德修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纯粹地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由于他把自然科学实践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引入认识论，从而使他的知行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革命气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知行观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论领域所取得的最高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前知行学说的最高发展。但是孙中山没有正确地解决知和行的关系。他把人类知识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划分，因为人类的认识是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能划分什么不知而行、行而不知、知而后行的阶段。他还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大类，认为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是少数英雄豪杰，他们对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起决定作用，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鼓动家，是能接受先知先觉者教育而积极推行者，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是人民群众，他们只有在先知先觉的指挥下，才会发生作用。这样，他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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