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话本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六朝小说与唐人传奇很不相同的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它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宋元话本是在说唱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都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各种伎艺、杂耍风行。其中，有一种“说话”(即演说故事)伎艺十分普及，深受社会各阶层欢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开封有供“说话”的场所(名瓦舍)数十家，说话艺人不可胜数，着名者即有杨中立、孙宽等数十人。后来“说话”艺人还从瓦舍走向茶坊酒楼、庙会私第、宫廷乡村，四处可见。他们说唱故事用的底本即叫话本，话本经过下层文人整理润色，成为一种书面读物，就是话本小说。

“说话”在宋代分“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类。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说”和“讲史”。“小说”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演说的故事简短、集中，整理成书面读物，就是不分章回的白话短篇小说。“讲史”取材于“史书”，又称“平话”，演说古代历史人物、事件，要连续演说若干次(回)，整理成书面读物，就是章回体白话长篇历史小说。

宋元话本数量很多，据《醉翁谈录》载，当时短篇话本名目已有100余种，现存约四五十种。主要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及冯梦龙编录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中。这些话本，多数以城市生活为题材，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优秀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映政治黑暗、封建官吏昏庸残暴的作品。如《错斩崔宁》通过卖丝青年崔宁无辜被杀，控诉封建官府草菅人命;《简帖和尚》则以皇甫松夫妻的聚散离合，反映公案冤狱。二是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里面的主人公有为了爱情和家庭幸福，惨遭统治者迫害，至死不屈的(《碾玉观音》);有大胆泼辣、反对封建礼教的(《快嘴李翠莲》);也有热烈追求爱情，与情人幽会、私奔的(《张氏夜奔吕星哥》)。这些作品都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武王伐纣平话》书影

讲史话本，明《永乐大典》曾收有平话26卷，今大部分已佚。现存只有《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以上又合称《全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及《梁公九谏》。这些话本基本情节取自于历代史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昏庸，如《宣和遗事》揭露宋徽宗宠信佞臣、昏庸误国，《武王伐纣平话》描述了纣王的荒淫残暴;第二，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封建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如《五代史平话》描写军阀、帝王的连年争战，造成了人民颠沛流离、大批死亡，具有一定的批判性。

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较之六朝小说与唐人传奇，它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宋元话本所反映的生活面更加广阔，既有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有现实社会中的商业活动、恋爱婚姻及日常家居琐事。小说主角也由过去豪门贵族的少爷小姐、侠客武士、教坊名妓，扩展为手工业者、江湖艺人及社会地位低贱的普通劳动者。这使宋元话本更加贴近现实和市井民众。其次，艺术手法上更加注重情节的设计与市井趣味。“说话”艺术是从民间讲演故事发展而来，为了扣住听众心弦，说话艺人往往把环境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与情节发展紧密结合以增强艺术感染力。为了迎合听众的市井趣味，艺人们在编织故事的同时，还杂以插科打诨，其生动风趣，与文言小说迥然有别。再次，语言运用上突破了以文言为主的樊篱，以白话为主，不忌俚俗，大量采用下层市民的口语，具有生动、明快、泼辣、粗犷的特色。第四，讲史说经话本，为我国长篇小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元末至清，有不少通俗小说是根据宋元话本加工改编而成的。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志平话》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又分别从《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脱胎而来。此外，宋元话本对明中叶以后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及元明以来的戏曲，也都有显着的影响。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30144.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