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道学是宋明理学的别称，因其内部又有理学和心学两派之争，所以采用道学这一提法，比较不易引起误解。唐代韩愈反对佛教，强调道统，可看作是道学最初一线光亮。但直到北宋，道学才真正产生，此后历宋、元、明、清四朝近1000年而影响巨大。道学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宋明时期的发展形态。北宋初年的胡瑗、孙复、石介已有“理学三先生”之称，而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敦颐、邵雍、张载才是道学的创始人。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尽然，他们还没有接触到道学的真正主题。讲天理是从程门开始的，讲“穷理尽性”也是从程门开始的。程颢、程颐兄弟创立了道学，也分别创立了道学的两派，理学和心学。张载以气为体，可以称为“气学”。朱熹以理、气并称，可以说是集大成者，这是道学的前期，也可以称为宋代道学。陆九渊是“心学”的代表，到了明朝的王守仁，批判理学，使心学得到极大发展。而王夫之又作了否定之否定，他才是后期道学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全部道学的集大成者。后期道学可以称为明代道学。从清朝以后，道学和理学这两个名称互相通用。

宋代道学的主要内容是用逻辑分析法得出的一个逻辑的宇宙结构。这个结构以理和气为其主要的两个支柱，因此道学也以理和气为其两个主要的观念。首先提出“理”这个观念的是二程，他们兄弟二人对于“天理”有不同理解，后来发展为理学和心学两派。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这个不同还没有暴露出来。张载以“气”为主，在有些地方他似乎有意避免用理这个观念，这一派称为气学。朱熹并用理、气这两个观念，这就使上面所说的两个支柱发生同等的作用，使道学所讲的这个宇宙结构更加巩固，使道学的内容更加完善。理学家们用“理一分殊”这个命题表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每一类的东西都有一个所以然之理，这是“理一”，又有许多具体的分子，这是“分殊”。这个命题应用到人类，就有伦理学上的涵意。朱熹盛赞这个涵意，他认为：强调了特殊性、差等性，那么虽然天下一家，也不会导致宗教的兼爱弊端，不会破坏儒家的纲常伦理;而强调了同一性、统一性，那么尽管人们因亲疏关系感情有差别，尽管贵贱等级不相同，但却不会偏于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为了达到对“理一分殊”的认识，为了“穷理尽性”，理学家认为必须研究事物，采用“格物致知”的方法。但心学一派却反对这种方法，以之为缘木求鱼，他们更喜欢禅宗顿悟的方法。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的名言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和王守仁都承认有公共的“理”，他们所讲的道德学说、修养工夫以及他们整个体系也都自认为并非主观见解，如所谓“良知”的判断，不是出自主观的见解，而是与“天理”同在，因而具有客观的普遍效力。他们也同意“心外无理”，可是他们所说的“心”是宇宙的心，不是个体的心。理学与心学“性即理”和“心即理”的辩论，其中心问题在于“理”究竟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有经验上的根据，人的确是有分辨善恶的能力的，人们对于事物最初的反应，总是比较正确的。照唯物主义的说法，这不是由于“本心的灵明”，而是由于文化的积累，人们受到风俗习惯的长期影响，不知不觉地就有了一种见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良知”。总起来说，心学和理学在道德的基本问题上还是一致的，成为“圣贤”是它们的共同目标，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修养方法上，两者大不相同。心学要“先立乎其大者”，理学要“即物穷理”。于是，“支离”和“空疏”是心学和理学互相指责对方的两个主要形容词。在王守仁的时代，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教条，失去了活力。王守仁提倡的心学对于理学有批判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道学的活力。

思想界经过相当漫长历史时期的混乱，到宋明道学，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在上层建筑中，出现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道学批判而又融合了佛教、道教，继承并且发展了儒家，是中国封建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道学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了巩固的作用。但在当时的世界中，中国的封建文化还不是落后的事物，因此对于宋明道学也不应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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