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寺观壁画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早在佛教传入以前，我国的原始宗教和祭祀活动中，已有利用壁画的传统。它兴于汉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从我国新疆地区遗存的早期寺院壁画中可以看到，它在建筑形式与造像样式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鄯善遗存的壁画就是受外来影响的典型代表。而于阗寺院绘画则已有以本地传说和历史题材作为表现内容的作品。西汉末年，从西域来到中原的使节、侍子和商人中已有 一些佛教信徒开始传授佛经。内地的寺院建筑几乎从产生之日起即将中国式宫殿建筑与佛塔、佛教造像密切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寺院形式。魏晋之际，寺院陆续有所兴建。到东晋时修造佛寺的现象更为普遍。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寺观壁画虽然不多，但是从克孜尔、敦煌、麦积山等处石窟中的同时期壁画，可知寺院壁画的大体规模、内容和水平。内地砖木结构的寺观，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组成一个整体。在殿堂中，又常以雕像为主体，壁画从属于雕像，壁画的面积可能稍少于沙漠地区的石窟寺。至于壁画的题材，从唐代遗存的粉本，可知在南朝流行的有《立释迦像》、《卢舍那佛》、《定光佛像》、《七佛图》、《释迦十弟子图》、《五天罗汉图》、《行道天王图》、《三天女图》、《五天人像》、《阿难》以及《儒童本生》、《释迦会图》、《宝积经变》、《维摩经变》这些多种情节组合在一起的大型构图。画面中心常常用来表现主题内容，而把其他情节分布在四周。从全图看是一个完整的画面，每一个局部又能独立成图。这种多情节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大型经变的形成，为隋唐时期宏伟绚丽的大型经变广泛流行奠定了基础。隋代在文帝杨坚的倡导下，佛教复兴，朝野竞相修建佛寺。展子虔、郑法士、孙尚子、董伯仁、杨契丹、田僧亮、李雅、尉迟跋质那等人在宗教画方面享有盛名。唐代的寺观壁画和当时的其他文艺领域一样，处于封建时代最为壮丽光辉的时期。壁画艺术出现了多种宏伟的图样形式，创造了丰富感人的形象与境界。初唐时期出现的大型经变宏伟瑰丽，规模、技艺都大大超过了以往，还出现了《地狱变》、《文殊、普贤》、《千钵文殊》等新的题材。自佛教传入中原至唐代，在宗教画方面，代有传人。初期形制古朴，晋明帝、卫协皆善佛画，戴逵父子精于巧思，善图佛圣。其后宗教艺术上形成了具有影响的“四家样”：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周昉。晚唐周昉是继吴道子之后，在宗教画上又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画家。他所绘制的水月观音，千百年来传摹不衰。吴家样、周家样是唐代以后在宗教画上广为传播的样式，其影响远及东方各国。同时，在寺观壁画上山水松石也是常见题材。这说明寺观壁画已不仅为宗教宣传服务，亦被士人利用来写意抒情，而寺观已成为世俗游乐之地。唐代中晚期，寺院俗讲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寺观壁画的变革与发展。部分壁画不是根据佛经，而是根据变文来描绘。变相与变文相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丰富，使宗教画和民间文学一样，更具有群众性和戏剧性。五代、宋、辽、金时期，各民族各地区的画师虽然都继承了唐代丰富的绘画遗产，但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素养，加之当地的文化民俗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寺观壁画艺术，大大丰富了我国宗教艺术传统。从文献所记壁画名目可知，五代西蜀的寺观壁画大都沿袭唐代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型构图，增加了历史题材。南唐则集中了一批绘画名手。中原地区由于长期遭受战乱，生产受到破坏，寺观亦多毁损。宋代寺观林立，寺观壁画也随之有所发展。山西高平县开化寺大雄宝殿是宋代遗构，可见其严格的制作规程，保证了壁画能经久不变。经变中的佛、菩萨、比丘、天龙八部等，描绘精丽端严，在唐代的传统基础上有所变化;其描绘市俗景象之丰富、真切，为前代所不及。元明以后，道观神祠的兴建藻绘，相当隆盛。但整个寺观壁画的发展，至明清渐趋衰落。当时佛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寺观壁画呈现出繁复多样的现象。山西省保存下来的元明清时期的寺观壁画，为全国之冠。由于寺观既是宗教场所，也是集市和文化交流之地，这就促进了其中的壁画与其他民间艺术相融合。《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文学名着的故事情节在寺观壁画中也得到表现，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英雄故事、历史传说也成为寺观壁画的题材。从寺观壁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师们在创作中使神话人世化，历史现实化，他们一方面根据佛道仪式进行创造;另一方面因世俗的审美要求，塑造了多种特点鲜明的艺术形象，为今天的壁画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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