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思辨，就是分析的思维，指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它与综合的、直觉的思维不同。思辨分析的方法，在中国古人的头脑中不像西方那么受到重视，但也并非完全被忽视。孔子就特别强调学与思并重，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肯定了思辨的必要性。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宣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虽然他所谓的思主要指关于道德方面的思考，但还是充分肯定了思的作用。《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思维必须缜密，辨析必须明白。《中庸》又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所谓“尽精微”，即是进行微观的分析。孔孟重“思”，《中庸》更重“辨”，由此看来，儒家并不排斥分析的方法。但儒家对于自然事物和辩论方法并不很感兴趣，他们所讲的思辨主要是关于人伦道德的思辨。儒家之中比较讲究进行概念分析的“名辨”之学的是荀子，但荀子也同样认为，那种没有现实作用的思辨，那些不是当务之急的考察、分析、研究，都应当被弃而不顾; 如果是关于君臣的道义、父子的亲情、夫妇的关系之类，就应当每时每刻加以切磋研讨。儒家这种把对自然界和抽象问题的研究，都看作无用之辨、不急之察的态度，表现了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狭隘性。

墨家比较重视分析的思维方法，《墨子》一书中所保存的《墨经》，其《经说》部分显示出墨家分析思维的光辉成就，他们在古代科技史上的贡献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先秦的名家对于分析思维特别注重，提出了许多着名的逻辑问题。名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惠施的“历物”十事，既体现了辩证思维，也表现了分析思维。另一代表人物公孙龙提出“离坚白”之说，所谓离，就是分别、分析的意思。但名家的分析陷于“苛察缭绕”，甚至流为诡辩论，不如《墨经》学说精确。到了宋明理学时代，新的哲学挑战促使中国哲人加强思辨分析。朱熹对此就比较重视，他曾经在《大学或问》中说，学问之道“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也就是说，分析与综合必须并重，分析的目的是深入问题的精微之处，不使其概念含混不清，而综合必须是在分析的步骤之后，目的是达到更大的理论解释力。朱熹本人就是分析、综合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学说，才建立起一个内容繁富的宏大体系的。故清代全祖望称赞他“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从分析研究自然和社会众多事物、现象入手来达到真理的认识，但是他实际上 一生主要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对于自然科学并没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注意形式逻辑的研究，总起来看，他的分析思维的水平也并没有达到西方某些哲学家的高度。总而言之，古代中国人在思辨分析方面是一个弱项，主要是分析的观念比较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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