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42岁开始写作《史记》，不料数年后横遭不测。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为此食不甘味，司马迁为使皇上开颜而进言为李陵辩解，结果被汉武帝认为是“诬上”，处以死罪投入狱中，受到了莫大的冤屈。入狱之初，司马迁也曾从“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礼教出发，想“引决自裁”以保全名节。但是，他想到如果这样死去，“若九牛亡一毛”，而《史记》尚“草创未就”。经过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他终于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的人生观使自己摆脱了封建礼教名节观念的桎梏，并从屈原、韩非等前代圣贤身处困境依然奋斗不息的事迹中吸取了勇气和力量，看到了自己应该坚持的道路，于是放弃了自决的想法，勇敢地接受了宫刑，并不怕世人耻笑，“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呕心沥血，坚持不懈，发愤着书，直至完成《史记》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着作，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为实现理想而忍辱负重、奋斗不息的光辉榜样。

与发愤着书的事迹相互辉映，司马迁在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里还提出了“发愤着书”的理论见解。他认为，前代的许多圣贤之所以着书立说，都是因为遭遇到不幸或受到压抑，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发愤之所为作也”。他还认为，前人写文章“述往事”的目的，在于“思来者”，启迪后人思考，为后人提供经验和教训。这段言论，不仅揭示了文章着述批判现实、启迪后人的意义，而且也揭示了作家的生活遭际与其着述的必然联系，强调了“言为心声，有感而发”的原则。尤其是，他从前代的圣哲贤达发愤着书的众多事例，抽象出发愤着书的理论观点，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里遭压抑、受排挤的失意文人大多是因自身生活道路的艰难坎坷而写诗着文以抒发胸中的郁闷与悲愤这一普遍现象，为后世的许多文学家及批评家所认同、接受。诸如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观点，明显受到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影响。直到清末的龚自珍，也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之一，就是“泄天下之拗怒”(《送徐轶孙序》)，可见其影响是何等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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