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水浒全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成书约在元末明初。书中所写宋江起义之事，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史书对此仅有零星记载，且语焉不详，但民间流传的宋、元话本或戏曲，却有丰富生动的记述。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中，即着录《花和尚》、《武行者》等有关话本名目;现存最早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则有《梁山泊聚义本末》; 元代出现了水浒戏，在这些戏中，水浒英雄已由36人增至108人，其主要人物事迹、性格已初具规模。施耐庵就是在这 一基础上，经过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优秀的古典名着。

作为一部农民革命史诗，《水浒传》艺术地再现了北宋农民起义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产生的社会根源系“乱由上作”，“官逼民反”。北宋后期，天灾人祸连绵，社会本就矛盾重重，而宋徽宗又重用高俅、杨戬等一批奸臣，他们残害忠良，为祸百姓，无恶不作，加上手下的贪官污吏如梁中书之流及市井恶霸如西门庆之类的帮凶作伥，平民百姓了无生计。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小说通过描写高俅、西门庆等奸官、恶霸欺凌善良、为非作歹，及林冲、武松等一百零八条好汉被逼上梁山、聚义造反的过程，形象地再现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生活真实，披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无道，歌颂了下层人民的觉醒和他们反抗压迫的斗争。小说中提出的“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斗争纲领与“百姓都快活”的社会理想，反映出农民阶级想摆脱剥削、摆脱压迫的革命要求。虽然在小说最后，作者错误地肯定了梁山好汉受招安、征方腊等背离造反初衷的行动，但是客观上却也写出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终趋失败的历史必然。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起义军首领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朝廷抱有幻想。宋江既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也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前者使他能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团结、领导众好汉除奸除霸、劫富济贫，打了好多胜仗而使梁山泊日益兴旺; 后者却使他对朝廷抱有幻想，接受了招安而去平田虎、征方腊，使梁山起义蒙上了一层可耻的阴影，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以悲剧而告终。

《水浒传》在艺术上获得很大的成功。其最让人称道之处，无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这固然有所夸大，但书中数十个主要人物，却无不栩栩如生。作者根据人物不同的身分、经历，通过各种艺术手法，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疾恶如仇、李逵的忠诚鲁莽、吴用的足智多谋，一个个都活灵活现，真实感人。在塑造人物时，作者非常注意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加以刻画。例如林冲，他的禁军教头身分使他养成了安分守己的性格，当高衙内调戏他妻子时，他本来举手要打，见是上司的儿子，手就不由自主垂了下来。这一动作把林冲身分、地位、性格及当时的心理状态都揭示了出来。以后，随着高俅对他迫害的步步加深，他性格中反抗的一面也随之增长。误入白虎堂，遇害野猪林，火烧草料场，终于使他忍无可忍，在风雪山神庙前，奋起杀了陆谦、富安，投奔梁山。在火拼王伦时，林冲已是坚定的起义英雄了，与在东京时的表现判若两人。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还继承了浪漫主义传统，书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而且是高度理想化的。作者主要以富有传奇色彩的非凡的英雄行为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景阳冈武松打虎。武松先是不听酒家劝说，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向景阳冈走去。遇到老虎后偏又把哨棒打断了。于是在酒醉情况下，徒手打死猛虎，显示了过人的胆量和神勇。全书这类情节很多，作者将情节的传奇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

《水浒传》的结构很有特色。水浒故事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少故事原本就已有头有尾、独立性强。反映到《水浒传》中，即不少章回是结构完整、可以独立成篇的单个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作者巧妙地以“聚义梁山”为枢纽，把众多单个英雄人物故事有机地组接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板块结构。这样安排，不仅使全书情节连绵一体，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也多有便利，作者能在几回书中，集中笔墨于某一对象，突出其性格特征。

在语言上，《水浒传》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大量采用当时口语，显得通俗、生动而又明快。人物语言尤为出色，诸如武松、李逵、阮氏三雄、吴用、宋江等人的语言，都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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