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术思想即有关政治统治的方法和手段。“法、术、势”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政治权术思想，先秦法家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慎到讲势(威势、权势)，申不害言术(权术、治术)。商鞅重法，也谈势和“数”(同于术)，认为君主如果能掌握势和“数”，就能使官吏不敢作奸，人民不敢犯法。《管子》主张尚法、主势、用术，初步提出了三者相结合的思想。韩非集前期法家学说之大成，系统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一套帝王统治之术，他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帝王手中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必须同时运用，紧密结合。

管仲像

具体地说：一、君主必须拥有无上权威，牢牢掌握生杀予夺之大权。在法、术、势理论体系中，势是法和术的前提和后盾。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立法出令、生杀予夺的权力。韩非认为，君主必须把这个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同任何人分享，有了这个权力，就能使臣民服从自己。他把国家比作车，把势比作马，认为君主能否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势，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和个人的安危。二、君主必须主持制定以君主至上为特征的统一的成文法。在韩非的法、术、势体系中，立法决策占有重要的地位，法是依据和根本。韩非坚持以法治国，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认为，实行法治，重赏严罚，民众即使因犯罪而被杀，也不会怨恨君主。他的法治原则是：第一，法要统一。法应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解释;法不应彼此矛盾，前后不一。第二，法要严峻。他认为，重刑的威慑可使人不去触犯刑律，达到“以刑止刑”的目的。第三，法要公平合理。所谓公平合理，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偏袒亲贵。韩非提出法要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按功赋禄。第四，执法要信。所谓信，就是法的条文怎样规定就怎样执行，不打折扣，不因人而异。当然，君主自身是例外的。三、君主要用好驾驭官僚和百姓的“术”。“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考核臣僚特别是大臣、近臣的一种策略和手段。韩非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内容丰富精辟，主要是：第一，君主要把自己装扮得高深莫测，不对臣下表示和流露真实的感情，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以免被人摸清底细而受制于人。第二，君主要行“无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在暗中观察，出其不意而制人。第三，君主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权势不可以借人”，要坚决防止大臣们结成朋党，权臣得势，架空君主。在韩非的术略中，也包括诸如选贤任能、信赏必罚等考课监察方法;君主还可通过说错话，做错事，以错来检验臣民是否忠诚。此外，还可设置暗探、进行暗杀等。韩非认为君主为达到其目的，可以不顾忌和不考虑其手段道德与否。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权术思想是为当时君主专制服务的，其目的是“尊主安国”。这套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秦始皇的政治路线，而且对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权术家也有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西方直至16世纪才出现了与此相类似的系统的政治权术思想，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化传统积淀的深厚。这种政治权术思想，是需要反思批判，加以清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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