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思想，对于中国的政治统治历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认为皇帝是“天子”，执行统治是依从于天的旨意的观念是从古代的上帝信仰逐渐演化而来的。具有最高权力和威信的神并不是 一开始就有的，在原始崇拜阶段，从人们的认识出发，“万物有灵”的思想更加自然而且普遍。帝(上帝)这个神的概念是在殷商时候产生的，殷商以后，上帝成了高居于 一切其他神灵之上的最高神。殷商时期之所以会产生上帝崇拜，是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殷商时代，奴隶制王国建立，形成了统一的政权，为了和这种状况相适应，要求有一个与之相对的具有极大权威的神出现。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在进步，原始时代对现象的个别观察已逐渐发展到对各个现象之间联系的思考。人们探索现象之间的联系，将它们作为一个总的过程来思考，就需要一个统驭总过程的力量，上帝这个概念就很自然地出现了。殷墟甲骨卜辞证明殷商时期已经完成了对最高权威至上神概念的创造，并相信上帝有着广大的神力。上帝的神力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方面，人们继承了原始信仰，认为上帝可以支配气象、自然，影响人的祸福，另一方面，认为上帝具有支配社会现象和支配社会统治者的神性。这种想法就是后来“君权神授”、“受命于天”思想的源头。当时殷人迷信他们的祖先与上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殷墟卜辞中有殷人祖先“宾于帝”的记载，“宾于帝”意即客居在上帝那里。因为相信祖先死后居住在上帝身边，与上帝有直接的联系，因而殷人祈求上帝时常常把祖先作为媒介，通过祖先来祈求上帝赐予丰年、降雨等。殷商时候的上帝基本上还是一个被动的被祈求对象，它的神力是满足人们提出的要求。但在古籍中，也有一些关于殷商时期“帝命”的记载，“帝命”就是天命，其中体现了神的主动性，由此发展成为后来的有系统的天命观。殷人的上帝是整个社会命运的决定者，社会上的所有重大变动都出自上帝的意志。是上帝制订了社会的道德规范，并对下民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裁判。上帝的权威具有绝对性，天命是最高命令，人必须执行。从中可以看出，先天命定论的思想已经萌芽。

据传说，帝喾之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之始祖契。

周代进一步发展了上帝崇拜和天命信仰，西周之后对上帝有多种称谓，上帝的权力也进一步扩大，逐渐形成了体系化的天命观。上帝被认为是向人间派遣君王的派遣者，他选定的人与他有着特殊关系，好比是父子，因此被选定的君王被称为天子。殷代人还只是相信祖先居住于上帝之处，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而且人间君王死后变为鬼神才能“宾于帝”，因而殷代的受天命带有临时性的、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性质。而周代的天命思想就进了一步，认为周王是受上帝委派来统治国家的，他代表上帝来教化人类，他的统治是天职，不容置疑上帝和天子之间有着某种神秘关系，上帝会像对待儿子一样爱护天子，天子又承担着联络人间与天帝的职责，只有天子才能郊祀祭天。这种思想继续发展，进而将死去的君王称为帝，后来把在世的君王也称为帝，这也体现出人间君王与天帝关系的递进。同时，周代将政治制度、社会道德进一步与天帝的神性结合，将政治制度、道德规范也说成是得自天帝的旨意，君王只不过是传达了天意，按照天意的规则来治理国家。这种做法对于维护统治是十分便利的。“受命于天”的神权思想发展到秦汉时，经由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而进一步强化。董仲舒对于“王”是这样解释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孰能当是。”王就是天、地、人的参通者及他们意志的代表。董仲舒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董仲舒的理论是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作论证的。“应神受命”的君权神授思想在百姓思想中也根深蒂固，为历代帝王的登基创业提供了合法性证明。除却其中的信仰部分，“君权神授”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帝王所利用的一种统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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