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里，李白和杜甫分别标志了两座顶峰，杜甫作为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思想丰富、内容深刻、感情强烈、呕心沥血的现实主义诗作，确立了其“诗圣”的地位。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的一生可以以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44年中，前35年的读书游历生活是他个人生活史上最快意、最舒畅的时期。他少读诗书，十四五岁时便在洛阳和文人交游酬唱;20岁以后，他出外漫游。第一次南游吴越，回到洛阳后曾赴长安应试，不料落第，遂再次出游，徜徉齐赵。第三次游历时在洛阳遇见李白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天宝六载，35岁的杜甫来到长安谋求官职，但却尝透了“残杯与冷炙”的悲凉，在长安少陵过了10年的艰困生活，故他自称少陵野老。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才获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微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杜甫后期15年的生活日益艰难。他带着家小在战乱中逃难，在奔赴灵武的途中为贼所俘，身陷长安;757年，杜甫逃到当时肃宗朝廷所在地凤翔，任左拾遗，不久又因上疏救房琯一事触怒肃宗，遭到疏远，后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杜甫辞官入蜀，“漂泊西南天地间”，先后在成都、渝州、云安、夔州、江陵、潭州一带漂泊。大历五年(770年)，诗人客死旅舟，走完了他充满艰辛和苦难的一生。

杜甫青年时代十几年间游历生活的真切体验，使他领略到祖国山川的壮丽和文化遗产的丰富，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心胸。这在《望岳》一诗中反映得颇为明显：“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诗作于他在齐赵间游历之时，全诗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但其中的写景部分也显出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征兆。诗中写出了泰山的壮伟神秀，更传达出激扬的豪情宏愿。

真正促成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使他逐步成长为一个关注民族、关怀民生、关心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的，是他后期困守长安、经历“安史之乱”、漂泊西南的种种艰难困苦。正是这些不幸才使得杜甫的诗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基调，获得了广泛而久远的共鸣。杜甫的诗真切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过程和“安史之乱”前后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杜诗可以证史、补史，被称为“诗史”。如他着名的诗作《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三吏”写于杜甫由洛阳赶往华州任所的途中，作者耳闻目睹了人民惨遭战乱的痛苦情状。在这组诗中，他一方面同情人民的痛苦，谴责统治者大肆征兵的行为; 另一方面，他又站在整个民族命运的立场上鼓励人民从军，以无限的同情和感激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痛苦赶赴前线，支持平叛战争的高度爱国精神。正因这种深切同情人民不幸、深切关怀国家命运的苦心，他的诗歌才会有如此深厚的感人力量。同时，从杜甫诗中还可领略到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不仅推己及人地传达了普天下人民最朴素的生活心愿，更以其舍己为人的人格境界令后世一代代读者感动不已。

和杜甫在诗中透露出的高尚人品成为后世文人的一种楷模一样，他的沉郁顿挫的诗风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也被后人奉为典范。杜甫是诗歌创作史上的“集大成”者。就体裁来说，其集大成表现在杜诗具备了两汉以后隋唐以前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的一切诗体，还创造了长达百韵的排律;就题材来说，其集大成则体现在它涵盖了从朝政国事到人民生活，从山川风物到草木虫鱼种种内容，可谓“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明·胡应麟语);在艺术风格上，他融前人的“玄妙”、“豪逸”、“冲淡”、“峻洁”、“藻丽”等于一体，形成了“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另外，杜甫的创作态度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力求用字准确精妙、句法变幻丰富、对仗严整精工、声律细密宛转、达意表情确切，这些使杜诗的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历史的玉成和诗人主观的努力共同造就了“诗圣”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双峰对峙，各以其生命气质和文才风华闪烁出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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