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的北宋帝国，一度呈现为升平之世。但随着统治者专制主义特权的不断加强、人民遭受的封建压迫的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社会危机逐步加深。

北宋周边地区，存在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西北边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云南有大理，西藏有吐蕃，西北还有高昌、龟兹、于阗等政权。这些民族政权经常骚扰北宋，致使边患不断。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攻辽，企图把契丹贵族势力逐出长城，但都失败了，与西夏的战争，也常常失利。北宋王朝后来只好对辽和西夏采取妥协政策，屈膝求和，用大量的金银绢帛换取短暂的苟安。和约虽立，却不能永保平安。北宋周边，战争依然不断，遭受战乱的人们，家破人亡，被迫流浪。

在外患不绝的同时，北宋内部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阶级矛盾突出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北宋政权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到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已经形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严重局面。官僚、豪绅、吏胥、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享受免役特权，还有大量隐田。广大农民却失去土地，纷纷沦为佃户。北宋政府控制的纳税土地到英宗以后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10左右，大部分耕地被“品官形势之家”所占有。土地问题成为北宋社会矛盾的焦点。

另一大问题是，政府财政开支庞大，经济负担十分沉重。北宋王朝建立以来，通过科举、恩荫等各种途径，选拔了一批新的地主阶级分子为官僚，官吏数量不断增加。到嘉佑八年(1063年)，官吏比建国初多了10倍，而且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官俸支出成为国家一笔巨大的负担。同时，北宋军队数量冗多，宋太祖时，禁军、厢军不过37.8万人，到英宗治平年间，已达116.2万人，90年间，增加3倍多。军费支出竟达全年财政收入的5/6。除大量军费开支外，随着北宋统治者腐化程度的加深，挥霍浪费也越来越严重。如郊礼之费，宋真宗时岁支600万缗，宋仁宗时增加到1200万缗。此外，每年还要给辽和西夏“岁币”无数。而政府田赋收入有限，造成财政收入的匮乏。

为解决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加紧了对农民的压榨。北宋的农业税，沿用唐朝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交税时，还沿用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等法。“支移”是强迫农民把税送到指定地区，路费自理。没有支移任务的，也得加“道里脚费”。“折变”就是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物资为现钱，使农民负担平白加重两三倍。两税之外，还有丁口之赋，以人丁为数，不管其有无土地，都得交税。此外，宋朝民户还要到各级政府服差役和杂徭，对当时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广大佃客的生活极其痛苦，他们除受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外，还遭受不平等的法律待遇。

阶级矛盾的尖锐，最终导致农民起义。993年到995年，爆发了着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1003年，赵延顺、王均等人领导四川农民起义; 1043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都有农民起义，其中声势较大的是山东王伦起义;1043到1048年，瑶、汉等各族人民在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发动起义; 1047年，河北贝州(清河县)驻军中的下级军官王则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士兵和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的农民起义，深刻暴露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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