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定，犹言人谋。人定胜天是说人的意志和力量可以战胜自然。在传统的农业时代，人力相对于自然伟力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靠天吃饭是千百年来人们的经验性总结。因此，古代中国上自君主王公，下至平民百姓，都寄希望于上天，祈福于天命，震慑于天威，顺命于自然，就是极其自然的了。但是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生存的强烈欲望，又使人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对自然进行抗争，诸种壮烈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羿射十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无不表现了古人对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在漫长的争取生存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掌握了一些防预、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人在自然力量面前不再显得完全无力了，因此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人定胜天的思想开始萌生了。战国末年的荀子在批评老、庄的“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宿命论时，继承和发挥了墨子的“非命论”和孔、孟“重人事”的思想，响亮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论点。荀子认为，天虽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它也不能完全左右人类，人如果“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他要求人发挥主观的作用，“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为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人之辨奠定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

唐代刘禹锡在批判“天人合一”模式和“天人相分”模式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学说。刘禹锡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交相胜”，“还相用”。天与人各有其特定的“功能”，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天的功能在于生殖，其规律是强胜弱; 人的作用在于法治，其特点是规定“是非”的标准，按标准行动。如果社会安定，是非分明，赏罚有度，则人理胜过天理;如果相反，社会混乱，则以强胜弱的自然规律就会在社会中生效，天理就胜人理。刘禹锡的理论是对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在他的“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即是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胜人”，天之所能乃是一种自然的特征，人却是有意识地“胜天”。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明代的吕坤力倡“人定真足胜天”的观点，他的思想贡献是强调“尽人事”，并且把“人定胜天”从改造自然扩大到改造社会。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是力倡“天人相胜”之说的。他继承和发挥了他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的“人定胜天”的进步传统，提出了“以天治人”和“以人造天”的着名论点。王夫之肯定自然及其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认为人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人以天之理为理，而天非以人之理为理者也”; 但他提出人不能就此“任天而无为”，而应该“以人造天”。具体讲包括两方面： 对待自然，人应该“竭天”;对待社会，人应该“造命”。王夫之的天人关系论，同前人相比，要深刻、完备得多，是中国古代天人学说的最高成就。清代许多学者也提倡人定胜天的思想。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根据他的天是“浑然而无名者”的观点，提出了“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的论点。在近代，严复、孙中山等人在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继续发挥古代“天人相胜”的唯物论思想，并有所发展。

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探索是个曲折的过程。人定胜天思想的提出和深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自己认识自己力量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性的自我解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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