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诗经》之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是楚辞。楚辞是战国时期出现于楚国的一种新兴文体，是由楚国诗人屈原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改造、提高而奠定体制的。屈原名平，字原，是楚武王之子瑕的后裔。屈原年轻时就担任要职。当时正值战国后期，七雄并峙，争斗纷乱，屈原满怀热望，想辅佐怀王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然而怀王昏聩不明，疏远屈原，继又听信小人的谗言，将屈原放逐。怀王之子继位后(顷襄王)，又再次将屈原放逐。屈原有心报国，却一再遭到排挤和打击，心中十分痛苦。在此期间，楚国国势江河日下，日趋衰落。面对国家败亡，理想破灭，屈原痛心疾首而又无法回天，62岁时，满怀悲愤，自沉于汨罗江中。

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屈原眼看楚国政治昏暗不明，人民惨遭苦难不幸，而自己又身处逆境，有志难伸，无法抑制胸中的悲愤，于是发而为诗，倾诉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关心，指责小人的奸佞和楚王的昏聩，表达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人格的坚持，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屈原的作品有25篇，但未列具体篇目;王逸《楚辞章句》列为： 《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 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伟大诗篇。全诗很长，有370余句，近2500字。一般认为，《离骚》写在屈原被怀王放逐后不久。作者从自己的身世说起，历历数说了自己怎样修身养性，磨炼才能，准备为国效力却横遭谗害的经历，抒发了自己想报效祖国却又无路可达，想远走高飞又于心不忍，想一死了之而又心有不甘的思想痛苦，情调虽然沉郁悲愤，但却浸透着诗人的爱国热忱和高洁情操，读来十分感人，是我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

《天问》是篇非常奇特的作品，作者采用《诗经》的四言句式，对天发问，提了170多个问题，内容包括天体构造、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人生观念、历史传统等诸多方面，显示了他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心，也显示出他沉潜多思、思想活跃、想象丰富的个性。

《九歌》本是楚地的传统歌曲名称。王逸说，楚国民间“信神而好祠(祀)”，《九歌》这种歌曲大概就是楚人的祭祀乐曲。屈原借取旧题，写了11首诗，以适应民间祭祀的需要。其中《东皇太一》是迎神曲，《礼魂》是送神曲，内容是铺叙祭祀时的礼仪过程。其他九篇各有所主： 《湘君》、《湘夫人》、《河伯》是祭水神，《山鬼》是祭山神，《少司命》、《大司命》祭星神，《东君》祭太阳神，《云中君》祭云神，《国殇》则祭奠为国捐躯的将士。《九歌》的风格与屈原其他作品相比略有不同，但在爱以香草美人作喻、富有神话色彩及遣辞造句方面，依然不变。

《九章》九篇，不是作于一时一地，内容比较复杂，但大多是写失意后的苦闷，情调与《离骚》若相仿佛。其中《哀郢》、《橘颂》、《涉江》等篇比较出色。

拿屈原的作品与《诗经》比较，可以发现楚辞在形式上或艺术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浓郁的地方色彩。所谓“书楚语”，是指楚辞多用方言，如多用语气词“兮”、“些”，发语词“羌”、“蹇”等;所谓“作楚声”，则是指一些字的读音或吟诵时的声调有其地方特色，如“降”字读“轰”音等;所谓“纪楚地、名楚物”，则是指楚辞中多有当地地名及当地物名。凡此种种，都呈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

二是句式增长，篇制扩展。《诗经》基本上是四言句，且篇幅一般较短，而楚辞的句式增长了。如《九歌》是以五言为主的长短句，《离骚》、《九章》、《渔父》则基本上是六言句加“兮”字。楚辞不仅句式变化多，而且篇章也放大了，乃至有《离骚》这样的鸿篇巨制。

三是艺术表现上的浪漫主义特色。《诗经》文字较为朴素，结构也比较单一，笔调基本上以写实为主。楚辞则辞藻华丽绚烂，结构上也一改《诗经》的复沓重叠，或穷尽延伸，或跳跃变化，而其想象的丰富多彩，神话传说的采撷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又与《诗经》的写实笔调相异而呈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如果说，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由《诗经》开启的，那么，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则是由屈原的楚辞伊始的。南朝沈约在论述后代诗歌与早先诗歌的渊源关系时，曾说“莫不同祖风骚”，确为中肯之论。

屈原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莫大关注。屈原之后，许多文人模仿这种形式写作，比较着名的有宋玉、唐勒、景差、淮南小山等人。汉末的刘向将屈原及其仿效者的作品编为一集，题名为《楚辞》。于是，《楚辞》又成了一本诗歌总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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