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的本质是一种语言文艺，是演员以其自身面目，以说、唱民间口头文学辅以面部及手足身段的表情或动作的一门艺术。汉族及各少数民族都有其本民族的曲艺。

曲艺，早先散在民间，公元前后的“成相杂赋”、“乐府相和歌”中已出现一人执节而歌，旁有丝竹伴和以表述故事，类似曲艺的艺术形式，并有俳优取这种形式以谈笑、诙谐、嘲弄、戏谑供奉于宫廷。到唐代，曲艺产生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是一些城市中的职业曲艺艺人说唱的“市人小说”;另一种形式是唱经僧采用的“俗讲(经)变文”，即以宣传教义为名招徕香客取得布施，一时称盛，着名者称“文溆子”。近代在敦煌石窟中发现许多“变文”文本，是古代曲艺留至今日的一批曲艺文本。从古籍记载和这些文本来看，唐代俗讲变文与市人小说已互相融合。变文中多有与佛经无关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当时新闻，俗讲僧多采用民间音乐唱调;而市人小说也采用唱经中的“散花乐——(演化为)莲花落”，及唱经僧使用的法鼓、响钹等乐器。

曲艺艺术，在宋代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和发展。在“勾栏瓦肆”中说唱故事“话文”是最主要的文艺项目。艺人们还组织起会社，称“雄辩社”，又有专为编写说话底本(“话本”)的“才人”组织“书会”。在这样的情势下，当时说唱故事出现两大类： 一类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的“说话”，另一类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的“唱说”。“说话”，在宋代所有民间文艺中堪称是最繁盛的，不但在城市、乡村中盛行，而且进宫“御前供话”，说给皇帝听。说话，在其初有：“小说”、“史书”、“讲经”三支。“讲经”，就是俗讲经变文延续的一支，在宋后已趋衰落;或渐与“说史书”相合，融入其中。“说史书”，以说为主，间以吟诵杂赋和诗。早在唐代变文中，已有《舜子至孝》、《季布骂阵》等历史故事。在宋代，盛行的有说汉末魏、蜀、吴三国的“说三分”，“说五代(史)”以及说梁山水浒好汉的“宋江三十六人赞”等长篇历史故事。一部故事，要说很多“回”(即场)，通常在百回以上才能说完。宋代的“说史书”艺人有很高的水平，他们在“说史”时，常“凭三寸舌褒贬是非”，“嬉笑怒骂”，“评称天下浅和深”，“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 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汉奸包羞”。一个艺人往往一生只说几部甚至只说一部话文。后来艺人们又将长篇的讲经故事如“大唐三藏取经”等，民间传说故事如“金台传”等也收揽进来。“说史书”这一支就称为“说(大)书”，并延续至今。“小说”，也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与“说史书”不同的是：它说唱的是一个单篇故事(所以称“小说”)且先有一段“入话”较简练地说一段当时人们比较熟知的或简单的小故事，然后引出本篇“话文”，也间有唱诵。“小说”在宋代按内容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方面，各有专擅者。“小说”艺人也和“说史”艺人一样地“博览该通，讲论古今”。有一些单篇故事因其中的人物互相有关联，被当时或后来的“说书”人取而串成为“大书”，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串而成为《水浒》，《杨令公》、《五郎为僧》等串而成为《杨家将演义》等。唱说，以唱为主，以说为辅。在宋代这一类品种很多，唱说话文故事，主要有“诸宫调”和“鼓子词”两种。鼓子词就是间唱间说故事的一种曲艺——“鼓子词传奇”，因唱者以杖鼓击节而唱小词、耍令等得名，用于“话文”。其演出方式是：说者将“话文”故事分为若干段(其前也有“入话”)，说一段，执棒击鼓而唱一首词，其旁有女“歌伴”(及丝竹)和唱，唱的是当时流行的词调。一篇“话文”只用一个词调，每一段都反复唱这个词调。鼓子词在唱词方面要求很高，“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从现存的两本宋代“话文鼓子词”——[醋葫芦]《刎颈鸳鸯会》及当时词人赵令畤的[蝶恋花]《莺莺传》鼓子词看，音律上的确很是讲究。实际上，这种“鼓子词传奇”就是上述的“小说”，因特重唱词乃别成一派。“诸宫调”的全称是“唱说诸宫调传奇”，它相当于“说书”，是用众多词调细致地唱说长篇故事的一种形式。唱者执板拍，其旁有管弦丝竹伴奏。据说是由北宋时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孔传所创，到南宋时有了高度发展，可说集中了当时所有的歌唱艺术。它以唱为主，话文发端、地点时间、故事情节、人物语言、行动及环境气氛等都用唱词来表达，各词调之间唱说者以说话者身分插简短的说白作过渡，一部“话文”的篇幅可长达10卷左右。据今所知，诸宫调在南宋(金)时，“话文”极多，有《三国》、《五代》等史事，《柳毅传书》、《郑子遇妖狐》等神怪故事，还有中国古代“三大爱情传奇”，即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天宝遗事》、张生与崔莺莺的《西厢记》和双渐赶苏卿的《双渐苏卿》。现存诸宫调作品有金董解元的《西厢》、《刘知远》残卷和《天宝遗事》零曲。

诸宫调传奇和鼓子词传奇，在宋时都是比较精致的艺术，主要在文人圈内流行，有“士夫皆能诵之”之说，有一些作品直接出诸文人之手。在宋(金)之后，即趋衰落，到元末就“罕有人能知之者” 了。后世无传。

宋代的说话和唱说，对中国文学艺术有重要的贡献。宋代“小说”，说话人所说的没有留传，其底本“话本”绝大多数也已散佚，只有极少数传留，有一些在明代由文人整理后刊刻。然而，文人们由此开始大量撰写“拟话本”。刊刻的“话本”和文人写作的“拟话本”是中国文学的白话小说时代的开始，对后代文人小说有奠基的意义。“说史书”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源头。中国古代文学名着《三国演义》、《水浒传》及《隋唐演义》、《五代演义》、《说岳》、《封神榜》、《西游记》等等，皆出自“说史书”，后经明代文人整理加工而成的。与“拟话本”一样，从这里开始，出现了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如《金瓶梅》、《海刚锋公案传》、《包孝肃公公案演义》等。这些长篇小说，所采用的是“章回”分段，间用散文和韵文(包括诗、词、曲、赋)等“说书”的样式，实际上也就是长篇“拟话本”。说话和唱说，又是中国真戏剧“戏文”的源头。现存宋代的戏曲剧本《张协状元》“副末开台”时说“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将此‘话文’敷演”，清楚地说明了“戏文”是“话文”付诸扮演的产物。而元曲杂剧则奉董解元《西厢诸宫调》为其鼻祖。

由“说史书”演化为中国长篇小说，由“话文敷演”产生了中国的真戏剧戏文，从此，结束了中国文艺以单项、短篇为主的时代，开始了以综合性的长篇巨帙——长篇小说、大型戏曲为主的时代。同时，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在明代，中国曲艺主要的就是从宋“说史书”一支延续的“说(大)书”了;而其后的一些民间“唱说”类的曲艺，如：“鼓子”、“眉户”、“秧歌”、“道情”、“曲子”、“串客”、“南词”、“莲花落”、“清曲”、“牌子曲”等也先后通过扮演而成为戏曲。进入近现代，中国曲艺除了“说书”系继承前朝外，大多系在18世纪之后从民间产生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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