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之际，宦官擅权，引起了代表世家豪族的官僚们的不满，也引起了与官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士人的痛恨，反对宦官黑暗统治的斗争层出不穷。宦官对于这些官僚和士人，凭借手中的权力进行镇压。这是继外戚与宦官争权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继续。

面对东汉王朝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担心东汉政权垮台，危及本身的利禄，同时宦官掌权，操纵了察举、征辟等选官制度，堵塞了他们的仕进之阶，因此他们不断起来反对外戚、宦官擅权，呼吁革新政治。当时，洛阳的太学生和各地的儒生，议论政治，品评人物，支持正直的官僚，公开抨击时政，形成一股“清议”之风。而太学生更把反对宦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拥戴正直的官僚，为之大造舆论，而无情揭露宦官的种种罪行。宦官对他们恨之入骨，于是寻机进行镇压。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公元166年。当时，宦官党羽张成精于占卜，他预卜天下将有大赦，便教唆儿子杀人，被司隶校尉李膺捕杀。宦官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游士、诸郡儒生结成私党，诽谤朝廷，惑乱群众。桓帝大怒，布告天下，命郡国逮捕“党人”。李膺等供引出不少宦官子弟，宦官怕引火烧身，又劝桓帝赦免这些人，外戚窦武、尚书霍湑也上书为之说情。桓帝于是在167年把党人全部赦归田里，但禁锢终身，不许为官。这就是宦官迫害官僚士大夫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但是，反宦官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党人虽遭禁锢，却誉满天下，“党锢之祸”使清议之风更加猛烈。公元168年，桓帝死，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以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辅政。窦武起用李膺等人，他们参与政事，计谋诛杀宦官。由于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等先发制人，杀死窦武、陈蕃等。于是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

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与他素有仇隙的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请将党人李膺等收捕下狱，致使李膺等百余人，瘐死狱中，其家属被流徙边地。当时因仇怨陷害相牵连，死、徙、废、禁者共达六七百人。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政的文字，宦官又一次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下狱。公元176年，宦官挟制灵帝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并牵连及于五族。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延续10余年之久，株连甚广。直到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军。

东汉末年宦官所制造的“党锢之祸”，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宦官一面对反对他们的官僚及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一面对太学生进行分化。因而，在官僚及知识分子中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向当权者靠拢，“清议”之风随着向“清谈”转化，经学在这时也开始转向玄学，为魏晋的“清谈”和玄学开了先河。

李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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