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发展至清，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散文领域未产生像韩愈、苏轼这样的大家，但是300年间，作手林立，流派纷出，局面相当繁荣。

清初的散文名家有黄宗羲、顾炎武、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他们本是明朝遗民，既缅怀亡明，又愤恨满清王室入主中原，实行民族压迫，因而，他们的文章时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如顾炎武的《广宋遗民录序》，即从“求友难”三字入手，表示对贪图富贵、委身事清者的深恶痛绝和自己坚持抗清、不甘屈服的铮铮骨气。侯方域的《任源邃传》，则通过刻画平民百姓中的抗清志士来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顺便说及，稍后的邵长蘅、戴名世、全祖望等作者也都在作品里歌颂明末的抗清义士，从而抒发自己的民族感情。直至清末，方东树作《书史忠正公家书后》，仍对史可法抵抗清兵、壮烈殉国的事迹深表崇敬。可以说，反对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主题贯穿了清代散文的始终，这是它区别于历代散文的一个显着特点。

魏禧、汪琬、侯方域被称为“清初散文三大家”。宋荦曾将他们三人的集子合刻在一起。三人中，魏禧成就最高。魏禧爱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受史传文与史论的影响较大。他的文章雄健刚劲，且每每好发议论。其名作《大铁椎传》即为代表。汪琬学养文章，受康熙皇帝器重，他宗法六经及唐宋诸大家，为文力求纯正。虽然文风不如魏禧雄肆凌厉，但敦厚平和之中也时有锋芒。所着《江天一传》、《周忠介公遗事》等，为明末忠义之士树碑立传，“令读之者动心骇魄”。侯方域于明末曾主盟复社，名声极盛。入清后参加过乡试，不久便抑郁而死。他的文章稍逊学力，然而时露才气。所作《李姬传》，记南京秦淮名妓李香君故事，后被孔尚任作为《桃花扇》传奇的素材;所作《马伶传》，既显“有志者事竟成”之理，又寓讥刺阉党之意，加上繁简有度，剪裁得体，深为后人赞许。

从清中叶直至清末，散文名家大都出于桐城派。桐城派始自方苞，经刘大櫆发展、姚鼐增广而蔚然成派。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因名桐城派。

方苞身处康熙后期，为文首创“义法”之说，要求文章不仅要言之有物(所谓“义”)，而且要言之有序，讲究结构布局及笔墨的简明雅洁(所谓“法”)。他奉《左传》、《史记》为圭臬，代表作有《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逆旅小子》、《孙徵君传》等。刘大櫆与方苞并无直接的师生关系，但早年即为方苞看重。刘大櫆将方苞的“义法”说，发展为“神气”、“音节”、“字句”等具体要求，主张从字句入手求音节，由音节而得神气，以此次序，深入古文堂奥。他的代表作有《观化》、《答吴殿麟书》等，文学主张则大都在《论文偶记》中。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对桐城派的贡献，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不可偏重偏废，且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为文章要素。二是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以“现身说法”。他的名作《登泰山记》，就是寓考据于辞章的典型;而《复鲁絜非书》则是义理、辞章相得益彰的典型。三是选录了《古文辞类纂》一书(共75卷)以为范文，宣扬主张，扩大影响。四是广授弟子。姚鼐40岁上，便以奉养母亲为借口辞官，讲学授徒，门下弟子甚多，而以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最为知名，称姚门四大弟子。经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传播，桐城派的古文观念先后传入江西、广西、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各省，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后来的曾国藩、吴汝纶、贺涛等所谓湘乡派，严复、林纾、吴曾祺等所谓侯官(今福州)派，追根溯源，均是由桐城派衍生的。

清代的散文名家不在桐城派范围之内的，还有郑燮、袁枚、沈复等人。郑燮(板桥)的《十六通家书》、《板桥题画》或道家常，或诉衷曲，或谈风俗，或谈艺术，信口而谈，满心而发，平易亲切，天趣自然。沈复的《浮生六记》是自身经历的回忆录，真实记载了作者的生活遭际和情感经历，文笔隽秀，描述细腻，字里行间，真情充溢，是难得一睹的好文章。袁枚是乾隆年间的诗坛盟主，作诗为文，力主抒写“性灵”。他的散文名篇，有《黄生借书说》、《书鲁亮侪》、《祭妹文》等，大都写得情真辞切，清新畅达。尤其是《祭妹文》，言辞平朴似信口道出，而手足深情溢于言表，读来令人声泪俱下，被人誉为祭悼文中的杰作，可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鼎足而立，“皆古今有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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