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汉学”，又称“朴学”，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以考据为主的学术。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清初顾炎武的治学方法，结束于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它影响巨大，历时较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史上，常常与宋明时代的理学并称。

清代着名考据学家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

明末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促生了市民阶层的近代思想意识，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和满族入关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激烈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天崩地解”的动荡状态，从而产生了一批与民族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思想巨人，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这些思想家运用考据方法的目的，只是在于通过对古典经籍文字上的训诂考证，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所以不能称他们为考据学或汉学。到了18世纪的乾嘉之世，清代封建统治对文化思想进一步加强了专制控制，大兴文字狱，凡清朝统治者认为有忌讳的书籍，都被查抄烧毁;同时又采取软的手法，把大批隐逸的学者请到清政府设置的四库馆和明史馆，让他们脱离社会现实斗争，专心于一字一句、一笔一划的训诂考证，以消弭他们的民族意识。这就是乾嘉汉学出现的原因。它之所以称为汉学，又与它当初反对宋明空疏的义理之学有关，这就牵涉到所谓经学的历史问题。还在明朝末年，就有人指出王阳明心学流于玄虚，王学中人，口谈心性，实际却是呼奴狎妓，醉卧庵堂，不仅学术空虚腐朽，而且败坏社会风尚，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也毫无应对办法。于是有的人主张抛弃王学，尊崇宋学。因为朱熹他们毕竟还多少讲一点格物致知，叫人认真读书，研究事物，如果再掺入一些汉代的考据精神，这个宋学就比王学实在一些。后来，又有人进一步指出宋学的流弊也是空疏，直接提倡汉学，即汉代许慎、郑玄的训诂考据之学。汉学重实证，比空疏的宋学显得质朴，故也称汉学为朴学。

清代汉学已缺乏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具有的反抗民族压迫和近代社会启蒙的思想内容。清代汉学的主要阶段即乾嘉汉学，先后分为吴、皖两派，吴派惠栋“其学好博”，但“识不高，心不细”，固守汉儒之说，不如皖派戴震能够“综形名、任裁断”，即能通过考证，综合归纳，按自己的看法作出判断。戴震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所表现的，是“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这就不能算是为考据而考据。戴震不是尽用汉儒之说，只是用了汉人的训诂方法，而其目的仍是求其有用的道和理，即求其义理，故在哲学上能提出一些唯物的观点，并能提出“以理杀人”的反理学思想。但戴震仍不免“繁称博引”的烦琐趋向。他的学生段玉裁和二王，虽在考证中善于归纳和演绎，堪称精粹，在音韵、文字学上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他们却进一步把戴震烦琐主义的缺点，发展成为为考据而考据，走上了偏枯的道路，失去了反理学的精神。这在政治上正是迎合了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

清代最初的汉学原本是因反对宋明理学而起的，清初学人对古代经史的研究，重训诂，凭实证，用以阐明其精义所在，为社会提供切实有用的东西。但是汉学家们越到后来，就越舍本逐末，这种倾向在戴震之后已很明显。他们把训诂考证视为目的，结果出现的是一批音韵派、训诂派、校勘派、金石派、辑佚派等等，他们对经史的研究，流于支离琐碎，忘记了现实世界。这就是清代汉学发展到极盛时期的情况。这种情况当时就引起章学诚、汪中、焦循等人的不满;以后的龚自珍，魏源和清末的康有为，他们眼看清王朝政治腐朽，外患又日渐严重，对汉学更是大为不满，于是把以前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曾提倡的公羊学，树为旗帜，大搞托古改制。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公羊学开始左右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想，而乾嘉汉学也就从此衰颓不振。但是，乾嘉汉学对史籍的考证、订伪、整理，对中国文化史贡献巨大，历史上不少的古籍，经过他们穷年累月的考订，才算斩去了葛藤，变得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提供了许多条件。清末学者阮元曾将他们所考证训诂的着作，汇编为《皇清经解》和《续经解》、《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等巨着，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总之，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经过“汉学”转化，已趋于暮气沉沉，思想的创造力枯竭了，这也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行将没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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