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词论最为繁荣的时期。从数量上讲，唐圭璋编《词话丛编》，收录词话85种，有47种是清代的作品。其他零散的词论，如词籍序跋、单篇论文、散见错出的笔记等，虽尚无系统的发掘整理，但估计超过宋金元明四代的总和。清代词论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较之前代，它更富于理论性和系统性，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与词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许多词论家或标举宗师，树坛立坫，广为说法;或标举名家，引而申之，触类旁通，一般都有较为成形的理论构架。许多词论家眼界宏阔，每论一事，辄能以千年词史为基础，历览成败得失，纠偏补过。而且，清代词论家一般都能转益多师，虽宗尚各异，每每以进退古人为理论焦点，但往往主其一而不废其余，善采百花而自酿其蜜。加上清人极重学问，流风所被，词论家于词源、词体、词派、词法、词律、词籍等都能烛幽发微，探其深密。可以说，清代词论在各方面都有创获。

清代的词论有鲜明的地域性。清代词学中兴，其中心在三吴两浙一带，词论也大多从此发源。地域不同，词风往往不同，词论也因而有异。云间、阳羡、浙西、常州诸词派的先后出现可明显说明这一点。随着流派的更替，词坛风气在发生变化，词论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借着纠正前代的偏颇更逐渐深入、逐渐丰富。

顺治至康熙初年，词派代表是云间派与阳羡派。云间派跨越明清两朝，其理论在反思明代的词论史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然多保留着明人以词为小道、为艳科的观念，思维上也继承了明人以偏取胜、爱走极端的定势。阳羡派在清初变幻动荡的悲壮气氛中聚合起来，创作上“取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理论上也力图作出全面的更新。他们常常从辨词体、觅词统的角度着眼，自高位置。陈维崧在本体论和功能论上将词提升至经史的高度，为清代词论建立自己的风格作出了第一步尝试。

康熙中至乾隆末是浙西词派主盟词坛的时期。随着所谓“盛世”的到来，随着文网的日益严密，词论风向为之一变。与当时的文论、诗论一样，词论按照当局的诱导、顺应当局的压迫，将“醇雅”定为自己的审美理想，以此为归宿来建立自己的体系。浙西词派在词史的考订、词律的研索、词籍的刊布等方面都有坚实的成就，而其理论则相对薄弱。其最明显的特点在于缺乏开张的胆气。然而清代词论的基本风貌就在此时初具轮廓。

嘉庆初至道光中，常州词派是词坛的主流。这一时期，国事日非，士气待变，然而社会文化氛围仍处在相对稳定当中。士子虽有冲决罗网、发奋有为之心，而每每感到力量薄弱。常州词派把词作为一种委婉深入地表达寒士阶层对社会、对人生各种感觉的有效工具，提出了比兴寄托说。以此为核心，常州派在词的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流变论、鉴赏论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新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地位之重要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流派。随着时代的变易，常州派不断地从内部更新自己，使得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正统思想的词学流派在后来的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始终沿承不绝。

道光末至清末民初是山崩地裂的巨变时代，然而词论极少受到外界冲击，以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在自己的轨道上缓缓滑行。常州词派在“意内言外”的宗旨下对比兴寄托理论作出种种深化和修正，也有一些词论家卓然自立于常州派外。这一时期的词论表现出总结性的特点，虽然比较上述三个时期缺乏了现实的针对性(对于创作)，却显示出包融百代的恢弘胸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刘熙载。

清末诞生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借助于近代西方的文学、美学理论来审视词体，从高处着眼，作探本之说，其“境界说”一新天下人耳目，对近世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与其说它是清代词论的结束，不如说它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批评阶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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