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我国古代冶炼制品之一。它是红铜加锡、铅等熔合成的合金，因成品氧化后呈青绿色，故名青铜。

从仰韶文化遗址可发现，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先民们已掌握了原始的冶炼技术，但以冶炼红铜为主。至甘肃马厂文化时期，青铜器已出现。到了商、西周、春秋奴隶社会时期，青铜工艺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称之为“青铜时代”，它的文化被称为“灿烂的青铜文化”。

青铜艺术品皆为模制，各种花纹刻于范(模子)上，经浇铸、脱范、打磨而成。器物的附件则分体铸造后再合范，工艺复杂。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属奴隶社会青铜器之最。该鼎重875公斤，高137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需200多名熟练工奴短时期内一次铸成。

青铜器品种繁多，装饰精美，可分为炊器、食器、乐器、兵器、杂器、工具等数大类。炊器有圆(三足)或方形(四足)的鼎，如同后来的锅;有三短锥足的煮汤料锅——鬲;甗则是鼎和鬲的结合体，为蒸锅。食器种类最多，包括饮食器皿和酒具。大致有圆形的簋、长方形的簠，椭圆形的盨，高脚盘似的豆，大小不等的盘等。酒具可分为尊、彝、壶、卣、觥、爵、斝、角、觚、觯等十多种。乐器有钟、铙、铃、鼓、淳于等，均属打击乐器，其中编钟为战国古乐器之精品，音律十分准确，音色优美。兵器有矛、戈、钺等长柄武器及剑、刀等佩带器。杂器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如镜、灯、鉴、炉、带钩、车马饰等。至于农业生产工具，因系奴隶使用，仍以石器为主。到春秋时才有少量的犁、锄、镰、斧、凿等等。上述器具以食器(酒器)为主。因奴隶社会贯穿着尊神、尊礼文化，祭祀礼仪活动频繁，凡各种祭典，均用青铜器皿，故又称之为“礼器”、“祭器”。“钟鸣鼎食”之成语，就概括了奴隶社会统治者的生活面貌。

青铜器之所以属于艺术范畴，是由其造型和纹饰的艺术审美价值所决定的。除生产工具外，所有青铜器都有生动别致的造型和精美绝伦的图案装饰。食器的造型一般符合实用性的原则，而且在继承原始社会陶器造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演变。其中觥、卣、彝等的动物造型，更具时代意义。图案装饰则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常见的想象性图案有饕餮、龙、凤等，充满着神秘、怪诞。饕餮纹又称“兽面纹”、“铺首纹”，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一般认为此纹系猪、牛、羊“三牲”头部形象的综合。龙是以蛇为主体的神奇图案，青铜器上的龙纹比较单纯，秦汉以后，龙形才由牛、鹿、狮、羊、鹰、鱼、马、虾、蛇九种动物的某一局部综合而成(“龙有九似”)。其演变过程为图腾崇拜——神灵意识——帝王权威——宗教信仰直至后世的民俗娱乐，至今仍有艺术生命力。凤的发展轨迹如龙，是多种飞禽综合体。其他动物图案还有夔、虬、虺、螭、象、鱼、蚕、蝉等。几何形图案有云雷纹(回纹)、瓦纹、重环纹、鱼鳞纹、冏纹等。其图案变化手法丰富多彩，艺术价值很高，并影响到后世。此外，青铜器上往往有文字记录，称“金文”或“钟鼎文”，内容为奴隶主贵族有关祭典、征伐、赏赐、结盟等事迹。这些文字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各种字体有书法、艺术审美价值。

战国以后，冶铁技术发展，而且意识形态中出现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儒道观念逐渐成为我国文化主流，故青铜艺术的工艺形制、造型、图案等都起了质的变化。实用性的铜镜成为历代青铜器艺术的重要品种。熏炉、灯具以及小件青铜装饰雕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就是汉代珍贵青铜艺术品之一。汉以后西南苗族的青铜鼓，则是兄弟民族的地域文化。

虽然青铜艺术是从原始社会全民文化中分离出来的贵族文化，毫无疑问地反映出宫廷艺术的阶级意识，但历史和时代所决定的社会形态，客观地决定了人们在一定的民族、民俗、宗教等意识和审美上存在某些共性。那种把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视为反映奴隶主凶残、严酷地剥削、压迫奴隶的直接表象之说是不可取的。宫廷艺术和民间艺术互渗现象不可避免。例如青铜时代劳动人民所使用的陶器等工艺品，其装饰图案和贵族所占有和使用的青铜艺术并无本质的差别，更何况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的“良渚文化”玉器中已经出现类似饕餮的兽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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