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方”和后世医药上所用的“处方”的“方”有契合的地方，都是指某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针对实现“神仙道”和“长生不死”而言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方术理解为长生成仙的方法，而方士则是掌握这种方法的人。

在战国末期乃至秦汉，方士和方术是比较重要的概念。当时具有教团或教会意义的系统宗教还没有产生，方术思想既杂糅了各种宗教观念，又融合了传统的信仰，同时还具备巫术及长生术等非常实用的技术，所以广为流传，并被王室所接受，成为宫廷生活的一个部分。就方术的实际操作者——方士而言，它的人员构成也很复杂，不像后世操持巫术的只有道士和乡村巫师。方士可能是通晓各种学说的博士，也可能是儒生或者专门修持神仙道的术士。比如战国后期齐国的稷下学派，虽然是个学术政治团体，但其中也有一些就是通晓方术的方士。秦依六国旧制设置了博士制度，号称博士70人，但品类很多，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等都设博士，其中有些对“仙真人”的事还颇为了解，也可以归入方士一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方士成分混杂，宗教属性不强，而且一般依托王室。

秦汉方术思想中突出的神仙说和长生观念在渊源上要追溯到先秦的神仙传统。实际上，在战国后期各国都有神仙说流传。《庄子》里就有对“藐姑射之山”上“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的描述，《韩非子》、《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等典籍都提到了“不死道”或“不死药”。先秦的神仙传统有两个地域核心，一个是西北的昆仑山，一个是东方海上的蓬莱、瀛洲等神山，这两个地域被认为是神仙的居所和不死药的源地。这些观念在秦统一后得到了继承和加强，尤其受重视的是东方海上神山的观念。秦始皇立位之后，屡次派方士寻觅神山或仙药，如派齐人徐市领童男女往寻海中三神山，派燕人卢生求仙人羡门、高誓，派韩终求仙人不死之药。在秦始皇的观念中，接触到神仙是可以随之成仙的，而方士们就是他与神仙接交的中介。只是瀛洲渺远难求，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方士们能寻觅到不死药，或者炼成仙药，通过服食而长生。但秦始皇并未达到目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当时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奇药”，但“韩终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而且卢生又不念恩赐之厚，居然日生诽谤。这种情况使秦始皇失望而且恼怒，终成为此后“坑儒”的导因之一。

汉继秦兴，方术方士在内廷得宠的情况没有改变。到汉武帝后期，方术方士甚至还卷入了宫廷的内争。宋人林少颖在《武帝论》中说：“武帝好长生不死之术，聚方士于京师。由是祷祠之俗兴，以成巫蛊之祸，阳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诛，而皇后、太子亦不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反映出方士在内廷影响的广泛，同时也使方士们日渐失势。到了东汉，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方士和方术的宗教性和组织性都大为增强，并且逐渐改变了与宫廷结合紧密这一特点，开始在民间独立发展。这时候出现了一些着名人物，如徐登、于吉、左慈等，他们一般也不再被称作方士，而是被看成是道士，归属于天师道或太平道等道团。应该说，在东汉之后，方士的说法就不普遍了，而方术则被视为宗教中具有实用性的成分而继续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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