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是司马迁“发愤着书”、韩愈“不平则鸣”主张的继承和发展。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他对历来“诗人多穷”的现象加以透视，认为不是诗能使人“穷”，而是有穷困际遇的诗人的作品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由此得出诗“穷而后工”的结论。他这里所说的“穷”，是指诗人生活上、政治上的坎坷。当然，遭遇的坎坷往往和生活的穷困也相联系。封建时代的文人在政治上受打击、生活上起波折时，一方面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不能实现，另 一方面也得以有机会深入观察社会、接触人民，他们的作品因此可能出现质的飞跃。文人自放于山水之间，“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有利于涵养情性，易于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发为言辞，其作品易见真情实感，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里还说： “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穷居隐约，苦心危虑”使诗人处于可激发灵感的境地，能专心于创作;而“极于精思”则促进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有利于提高作品的思想性。

司马迁提出“发愤着书”说，韩愈则提出“不平则鸣”、“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观点，他们都比较侧重于客观环境的恶劣更能激发作家创作灵感，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则比较重视在困境下产生的作品的成就，可见前后两者的命题虽相近似，理论侧重点终究有所不同。

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人是通过对中国文人的生存境遇与创作成就关系的考察而得出相似结论的，但对文人生存状态本身并未作更深入的思索，因此“穷而后工”说引起部分人的异议。如苏轼就说：“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苏轼所言，是有感而发，他因“乌台诗案”遭贬谪，可称是“诗能穷人”的典型，但这毕竟已经不是文艺批评理论所能讨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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