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封建社会危机已经明显暴露，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市民阶级开始出现，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尖锐的民族斗争。这些矛盾丛聚，造成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刺激着文化思想界。如同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各种思想在这一时期勃兴，大放异彩，形成了一股带有启蒙精神的思潮。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不是表现在个别的思想领域里，而是反映在思想的各个方面。尽管此时具有启蒙精神的思想家，只是少数进步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的思想还假托上古三代的理想，运用着旧时代的语言，但是，他们能用旧的基础创造新的思想，冲破旧的传统和教条。他们不是要对已经破漏不堪的封建社会做“补天”工作，而是朦胧地向往着未来的新社会，表现了“历史的乐观主义”。他们眼界开阔，具有洞察和猜测能力，代表了进步的社会阶级即市民阶级的利益，因而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突出表现在黄宗羲所着的《明夷待访录》中的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主张民主、平等和“议会政治”，激烈批判了君主专制主义。他一反过去传统的经济思想，主张工商皆本，重视货币的作用，要求平均土地等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就关于其中土地平均的思想看，它实质上不同于这个时期在农民革命中所提出的“均田”思想。农民革命的均田思想，是封建小农平均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它是农民起义的思想动力，并企图以武装革命的手段加以实现，但它并不能带来近代的经济思想。而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大都是以历史的观点提出的。他们表面上用了“法古用夏”的手法，而实际上是在“援古筹今”，他们深信自己所憧憬的民主平等社会是历史进化的必然。黄宗羲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到了清代，章学诚继其传统，就史学本身提出了进步的思想。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眼界开阔、思想奔放，是由于他们一般都具有“近代推论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是与他们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王夫之和后来清代的戴震等人。他们虽然是沿着张载元气本体论的思想发展而来，成为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最后两位大师，但也是开启了近代思维活动的两位哲学大师。其中王夫之在气的根本问题上，摆脱了张载等人所理解的那种狭隘的实物性，而从哲学意义上概括出了物质是世界最本质的属性，因而能更好地说明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王夫之在认识论、辩证法等方面也达到了古典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并从中孕育出一些近代的哲学思维。戴震以其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唯心主义理学作了猛烈的批判，与明末以来的进步文学思想相呼应，表现了反封建礼教和要求民主、个性解放以及要求理性的近代市民思想。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不仅在哲学上，而且也在自然科学思想上萌芽着近代的思维方法。

黄宗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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