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诗坛仍承中、晚唐余韵，尚未形成宋诗个性。先是王禹偁等人标榜白居易，以浅俗平易、流丽清新之诗歌名重一时。稍后，林逋、寇凖等人又效仿贾岛、姚合，作诗喜推敲，重苦吟，在自然山水中流连忘返。真正能形成波澜的是西昆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他们以馆阁大臣的身分，诗酒酬唱，并以李商隐为宗，强调用典、藻饰、和韵。因其诗风流儒雅，天下学子争相效之。然而西昆体诗发展到后来由于内容贫乏，感情浅薄，徒具美丽外形而终成贵族手中玩物。当时宋代的儒家道统观念已日益强化，这些诗人、诗派风格均与之相违背，且在诗坛上都是昙花一现，并没有解决唐诗以后宋诗如何走自己道路的问题。于是，在理论上，前有柳开、穆修等人，后有石介对泛滥于文坛的浮靡文风进行攻击，提倡“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然而他们只强调儒家道统，在创作实践上并无建树。真正改变诗风并使宋诗形成独特风貌的，是梅尧臣、欧阳修以及他们周围的尹洙、苏舜卿、范仲淹等人。

梅尧臣像

梅尧臣，字圣俞，人称宛陵先生、梅都官，父亲是宣城一个农民，他跟叔叔梅询外出谋生，始终没考取进士，直到50岁上才由宋仁宗赐给了一个同进士出身。梅尧臣诗名很高，欧阳修讲：“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南宋刘克庄也称：“本朝诗惟宛陵先生为开山祖师。”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以及在宋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他一生嗜诗如命，早年曾受西昆诗人钱惟演的赏识，然当时尚未形成自己风格。景佑以后，梅尧臣应进士试失败，且当时朝廷中发生了范仲淹与权相吕夷简的斗争，宋朝与党项族的战争重开，社会矛盾加剧，种种变故使梅尧臣不再在诗中留恋风花雪月，而是直抒人民的痛苦。《汝坟贫女》是以一位贫妇的口吻，述说了其老父被迫服兵役惨遭冻死的经历。《岸贫》、《小村》则实录了农村的凋敝。《陶者》接触到了劳者无所获的社会问题：“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类诗从根本上改变了盛行数十年，专事“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诗风，使诗歌再次面对社会，面对现实，面对人生。除了政治诗外，梅尧臣的诗还涉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为改革诗风，梅尧臣一方面有意识地对新的题材进行开拓，另一方面则在前人诗歌的老题材上翻新出奇，以哲理的思考和议论贯穿于描述之中，使他的诗逐渐露出了宋诗出新意、重理趣、好议论的独特风貌。这是面对唐诗这座高峰，宋诗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它所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宋人所谓的梅欧体，大体是指梅尧臣与欧阳修的一些五言古诗，它们大都讲究结构上的回环往复、富于变化，音律上的险韵拗调，语言上的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以及题材构思上的新颖和精巧。这些特色都造成了宋诗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风貌。

欧阳修，字永叔，40岁时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他不仅在诗、词、散文、史传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且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欧阳修诗中被目为“梅欧体”的一些古体长篇，确实是好发议论，好铺排叙事，有着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如《吴学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纯似散文，诗的韵味已荡然无存。又如《送任处士归太原》，全诗160字，夹叙夹议，铺排衍展，除压脚韵外，与散文已无不同。欧阳修的这类诗，不用生僻的典故，不堆砌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奇巧的对仗，完全逆西昆诗风而动，充分表露出他改革诗风的用心，然而也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欧阳修还有部分近体诗，用笔细腻，立意新颖，体现了宋诗含意深婉，脉络细密的特点，完全是大家之风范。

早在欧阳修刚入仕途之时，就在西京与尹洙、梅尧臣、苏舜卿等人频繁来往，相互唱和。他们的诗文之名，已逐渐压倒盛极一时的西昆体。当时已有文人要求改革诗风文体。欧阳修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诗文复归到儒家之道，能经世致用做出了表率。特别是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任主考官，梅尧臣参加阅卷。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那种险怪奇涩，号称“太学体”的时文，抬高那些有真才实学、形式平实朴素的文章。曾巩、苏轼等人因此而榜上有名。然其他年轻士子却惊怒怨谤，“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但是欧阳修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录用文章的标准。结果，学子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作文内容与方法，以适应考官的要求，当时文风为之一变，这也可以说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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