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之众超过宋元，整个明代的画法变革也是起伏跌宕。明初，以崇尚宋代绘画的浙派为主派，名手遍布宫廷与民间。中期，远承文人画传统的吴派兴起于苏州。后期则有开拓独抒性灵的写意花鸟画新领域的画派;以丑为美的变形人物画与精到传神的肖像画派;讲求笔墨、力倡文人画的华亭山水画派。

院体与浙派山水画的杰出代表是戴进和吴伟。两人前后踵接，左右了院内外职业画家的艺术追求。戴进取法南宋马、夏为主，上溯北宋，并及元人，他的山水画比南宋人措景丰富，较元人多生活实感，大多构图精当而境象恢弘，造型明快而富于质感，笔墨劲健而法度严谨。吴伟虽“源出于戴进”，但笔法更逸，气魄更大，布局造型也更简括整体。戴进与吴伟亦工人物画，前者继承多于创建，新意不多，后者精于白描。“浙派”之名源于戴进的籍贯。

明代的文人画未汇成巨流。随着院体、浙派的极盛而衰，明中期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波澜日壮的吴派。这一画派兴于沈周，成于文徵明。其成员多为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着名的有“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沈周和文徵明的绘画创作以山水为主，无论淡雅的青绿，还是沉雄、文秀的水墨，大多描写江南风光或文人园林，画法很少受南宋院体影响，而是学元人、五代及北宋。他们在刻画物象方面难跻北宋大家，但在诗书画一体上比元人更加自觉。沈周、文徵明的山水画中，水墨及水墨淡着色引人注目，且都有粗细两种面貌。其中沈周以粗为主，从粗简中见浑朴，他的《庐山高图》是为老师陈宽的祝寿之作，开创了以山水画象征人品的表现手法。文徵明以细者为多，于繁密中见文秀，情调闲静典雅，笔墨枯中见润，熟练中见生涩。抒情意味胜于沈周，但气度格局则逊之。他们两人的花鸟画风格也有差异，大略与山水相同。文徵明优美秀雅，沈周大璞不琢。“吴门四家”中还有唐寅和仇英，他们分别代表了吴门画家中另外两种类型。他们两人均擅人物，这在吴派文人画家中实不多见。不同的是唐寅修养广博，阅历较多，题材范围较宽，亦古亦今，不拘一格。仇英专画传统题材，但临古功深，尤长于工笔重彩人物与青绿山水，作风严谨不苟，在精丽秀美中又闪现着文人画的妍雅温润。

在明代文人画潮流中，写意花鸟的勃兴十分引人注目。把写意花鸟推向新阶段的主要画家是陈淳和徐渭。后人以他们的自号并称为“白阳、青藤”。陈淳(白阳山人)出于文征明门下，是吴派着名画家，他的写意花鸟造型精当，严于剪裁，题材多为士大夫园林中的景色，意境安适宁静，笔墨自由如意。比起沈周实多于虚，收多于放的用笔，其画法已呈放逸，但尚不恣纵;比起沈周平板多于变化的墨色运用，他颇具灵动，但尚不淋漓酣畅;比起沈周趋于写实的花鸟造型，他已善剪裁，但未尽不似之似; 在表达感情上比沈周逸宕，但尚不激越昂扬，对水墨在生纸上奇异的表现力还不能极尽能事。从根本上完成这一系列变革的是徐渭(青藤居士)。他兼吴派写意花鸟之长而不为其所束，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淋漓，在似与不似的形象之间着眼于生韵的体现，把中国写意花鸟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充分发挥并随意控制笔墨的表现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

古木寒泉图 明 文徵明

明代后期还有两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即陈洪绶、崔子忠，并称“南陈北崔”。陈洪绶的人物画面容奇古，形体伟岸，衣纹排叠遒劲，设色古艳典雅。尤擅“易圆以方，易整以散”的装饰手法，是饶有想象力和超乎时辈的人物画巨匠。他与徽州版刻名手合作的版画，成就异常突出，在美术史上留下了不朽声誉，对清代特别是清末“三任”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后期的肖像画也有空前发展。曾鲸，字波臣，创墨骨画法，以淡墨勾轮廓五官，施墨略染后，再赋色彩。学者甚众，世称“波臣派”。

到了明末，吴派、浙派已产生不少流弊，于是有人起而矫正之。这时上海地区出现了重视笔墨总体表现力的文人山水画派，如以沈士充为代表的云间派，以赵左为代表的松江派和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其中董其昌的影响最大。他为了克服板结与粗简两种时弊，追求以书法入画所产生的表现力，强调布局中的势，笔墨中的虚实和画面的生动、含蓄，也发展了墨法，推出了以前人母题作画结合自身文化修养加以丰富变化，拟古而自出新意。他的“南北宗论”影响很大，其主导倾向是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黜刻画。这一切反映了典型的文人画情趣，它直接影响到清代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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