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我国清末时期着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曾经与康有为等人共同发动与领导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并主办《时务报》、《清议报》。集中体现梁启超要求变法图强思想的是他的《变法通议》一文。在文学方面，梁启超亦着手进行改革，以适应他们的变法需要。

一是提倡“新文体”。梁启超极力反对标榜古文的“桐城派”，认为“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因而倡导流利明快、通俗易懂的“新文体”。从1899年至1904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新文体”文章，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推进“新文体”的步伐。黄遵宪致书梁启超，赞誉梁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一是发动“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在一切方面的落后腐败，都是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即所谓“惟小说之故”。因此，他于戊戌变法后于1902年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提高到关系国家新旧兴亡的高度来认识“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从而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自诩为“新思想界之陈涉”，他对文学方面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与上述两者相比而言，他对于鼓吹“诗界革命”更为积极。梁启超和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都是这场诗歌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与积极参与者。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核心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是“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他指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所谓“旧风格”，是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体裁格律，所谓“新意境”是指表现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

在梁启超看来，“诗界革命”应着重精神思想改革，革除陈旧腐朽的精神思想，创造一个表现新思想新内容的“新意境”;同时也要求新诗歌要有“新语句”。这些主张，强调诗歌与政治结合并为政治服务，它势必扩大诗歌的题材与表现的范围，推动诗歌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他的观点仍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尚无法提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观念、新内容，而且又忽视对“旧风格”(包括体裁、格律等因素)的改造，以致阻碍了“新意境”的创造。但是，他的这些主张已涉及到中国新诗的走向问题，事关重大，而其呐喊与开导之功，更是不可抹杀。

梁启超本人也是新体诗的始作俑者。特别是变法失败后避居异邦的那些悲愤诗，渗透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拯时救世的急切心情。如《去国行》抒发自己变法失败后对西太后的愤恨和对光绪皇帝的思念，《纪事二十四首》表现对国衰民弱的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及“何心更作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的匡世救国的赤子之心。梁诗诗风沉郁悲壮，透露着时代气息，且常用一些新鲜通俗的词语，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如“泱泱壮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爱国歌四章》)。其词语已接近白话，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是新体诗的鼓吹手，他专门写了《饮冰室诗话》，宣传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人的诗作，特别是“诗界革命”旗手黄遵宪的诗作。他高度评价黄遵宪的诗“阴阳开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人诗中独具境界”。并把黄遵宪与夏曾佑、蒋智由誉为“近世诗家三杰”，以此推广新体诗的发展，巩固了改良主义诗人在诗坛的地位。

梁启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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