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字卓吾，明代后期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着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他极具叛逆性格，其言行、着作均反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猛烈抨击道学，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异端。

李贽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崇拜偶像，敢于冲破传统的封建礼教，因此他对“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极为不满。“原道”、“载道”、“明道”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明代以来道学家更是大力鼓吹伪道学，强调文学是阐发封建伦理纲常的工具，反对抒发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语不由衷”，尽写一些宣传程朱理学的“假文”。加之前后七子煽起的复古之风仍弥漫文坛，人心为虚伪玷污，文学被道学束缚。为纠时弊，扭转文坛现状，李贽高举起“童心”说的旗帜，向道学和复古主义宣战。

李贽专门写过一篇《童心说》，阐释了“童心”的涵义。“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伪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所谓“童心”，也就是一颗纯真的，没有被封建思想污染的真心。他认为，只有这样一颗童心才能写出“天下之至文”;如果失却“童心”，以封建的“闻见道理”来作文，其结果只能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童心”也就是真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所追求的“真”，就是个人的真情实感。

以“童心”说指导作文，当然应该是笔写真情，直抒胸臆。他在《杂说》中说： “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病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胸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很明显，李贽胸中之情，是不平之情，是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之情。由此，“童心”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批判意识。

李贽倡导“童心”说，还以是否具有真情来衡量文学，对前后七子所标榜的复古主义进行批判。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既然皆出于童心，那么只能以真情实感来评判文字的高下，岂能以复古为标准。李贽说：“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后日又新也”(《纪传总目》)，“以今视古，古固非今，由后观今，今复为古”(《时文后序》)。时代在发展，古今是相对的，因此，“诗何必盛唐，文何必秦汉”?李贽的“童心”说对弥漫文坛的复古之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另外，李贽以“童心”说为理论指导，突破了封建正统文人轻视通俗文学的偏见，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在他看来，文章无论先后，体裁无论殊同，凡有童心，抒写真情，都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品。《童心说》中，他明确指出文章“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说也”。故李贽评《西厢记》为“化工”之笔，评《水浒传》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之一。他满怀热情，亲自评点小说、戏曲： “《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与焦弱侯》)特别是《水浒传》，被封建正统思想视为“诲盗”之作，大加挞伐，严加禁止，李贽却热情地讴歌《水浒传》，称之为“发愤之作”，文武大臣直至皇帝老子都“不可不读”。甚至说要学习它来治国平天下。李贽的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给封建正统文人把持的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李贽以“童心”说为旗帜，倡导抒写真情，反对虚伪说教，批判复古主义，推崇小说戏曲，其理论有很强的批判性、战斗性。“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正统的文学思想，为文学的健康发展扫清了障碍。“童心”说的影响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在整个思想意识领域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可以说，李贽的“童心”说是明中叶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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