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和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曾被后世人所诟病，说它散发着腐朽的封建气味。然而，在它创设之初，科举制却有着进步意义。

科举制创始于隋朝。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科举遂由此肇始。至隋炀帝时，创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奠定。这种按科目考试选拔官吏的新举措，是对以往门阀大族把持政权局面的重大变革，体现出积极、进步的历史意义。隋朝之前的官吏选拔制度，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沿袭的九品中正制。它几经蜕变，逐渐成为门阀士族操纵用人权、独占政权的工具，他们可“坐至公卿”，世世代代拥有政治特权，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格局。到南北朝后期，这一格局由于门阀士族的日益腐朽而出现转机，西魏时已经“罢门资之制”，北周也“选无清浊”，说明当时选拔任用官吏开始注重能力而不全凭门第。及至隋朝一统中国，隋文帝、隋炀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而代之以科举制，完成了官吏选拔制度的重大改革，不讲究门阀，而奖拔有真才实学的人。

作为一种新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隋朝虽有创立之功，但并不经常进行考试，各科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尚未形成固定制度。直到唐朝，科举制度才日臻完善。从唐太宗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除了重新修订《氏族志》，将五品以上官员皆列入士族外，更积极的做法就是推行科举制度。科目比隋朝增加，除秀才、进士、明经以外，还设置武举、明法、明算、明书、开元礼、道举、三史等科。考生的来源有二，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馆的生徒，另一为地方推荐的学生。最初科举考试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后因该官职位较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主考权也由吏部划归礼部。

唐太宗以杜如晦等人为十八学士，钻研儒学经典，以作为治国之本。

唐朝的科举有12科，其中主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特别是进士科。进士及第者，上者可登台阁，下者任职郡县，俸禄足以资身奉家。考试内容，唐初进士科考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二者全优为甲第，如果时务策答好四题，帖经答对十分之四以上者为乙第。以后除考时务策和帖经外，又加考诗赋各一篇，并渐成重点，直至唐末。明经科主要考“九经”。唐朝分“九经”为三大类，《书》、《春秋左传》和《礼记》为大经，《诗》、《周礼》和《仪礼》为中经，《易》、《公羊传》、《榖梁传》是小经。考试的方式有三种，一帖经，二口试经义十条，三笔试时务策三道。经问大义通七条，时务策通两条者及第。此外，凡考明经科，都要加试《孝经》和《论语》。在武则天当朝时还创立了武举科，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

科举考试的时间是每年二月，地点在京城长安，有时也在洛阳举行。除战争或荒年暂停外，唐朝的科举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唐朝的289年内，共录取进士约6000多人，明经及第者超过1万人。作为对九品正中制注重血缘阀阅的一种反动，科举制以一种新型选官制度与封建文官制度相交融。隋朝时短而战祸频仍，融合的作用不明显，进入盛唐，科举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实行科举制，审查录取人才的权力掌握在礼部，任用官员的权力由吏部执掌，这就打破了地方中正一类士族门阀对仕宦的垄断;同时，科举及第者还必须经过“省试”(吏部考试)，合格后才能当官。吏部考试的内容是“身、言、书、判”。所谓“身”，就是考察人的相貌及健康状况，“言”即举止谈吐，“书”指书法，“判”是考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在被任用的进士、明经及第者中，进士的提升很快，升高官者也多。如唐德宗以后的各代宰相，多为进士出身; 相反，明经及第者升迁较慢，出任高官者也少。这反映了唐朝重进士、轻明经的事实，此风一直流播到以后各朝代，反映了科举与选拔任用官吏的密切关系。

科举制度使隋唐两朝搜罗了大量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唐太宗曾在端门之上，目睹缀行而出的新科进士，喜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不少寒门庶族因参加科举而做了官，唐高宗的宰相李义府即出身寒门。他在做官前没被列入《氏族志》，于是上书请求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规定“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从而使许多参与政权的寒门庶族，都被提升为士族，因而也贬低了旧士族的地位。这些做法深得寒士之心，“入彀”者日渐增多，唐代诗人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当然，科举制度在兴起之初的积极作用，并不能掩盖与之相伴随的负面影响，如科举如果被大官僚集团所把持，就难免出现其他意想不到的流弊。从隋唐至清末的科举制度，既起过积极的作用，也产生过重大的毒害，愈到后来，毒害就愈深且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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