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长期以儒家经典为最高仲裁，经学观念成为文化思想的主流，形成了独自的特色。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中国2000余年的学术发展，实以经学为一大主流。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至医学、科学与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一言一行，都不能脱离“经”的指导，一切都笼罩在经学的气氛之中。

经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上古文化典籍，总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包括了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在对六经的继承和阐述方面，出现种种纷繁复杂的情况。先秦其他诸子学派，也与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的地位大大提高。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作“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两汉以后历代的官学。“经”也不断扩充与增加，到宋朝扩充为“十三经”，《论语》、《孟子》以及阅读古经的语言文字工具书《尔雅》也包括在内，成为一切文化学术的指导性经典文献。“经”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西汉王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读书人大多靡然风从。传授经典和注解经典都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经学内部因学术派别不一，在汉代就发生今古文之争。由于秦朝曾经大规模焚烧儒家经书，汉初只有靠伏生这样的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录写经书内容。所谓“今文经”，是朝廷为了便于经学流播，下令搜集流散民间、口头流传的儒家着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是用汉代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整理的，就被称作“今文经”。所谓“古文经”，就是西汉鲁恭王刘馀、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种种途径所发掘到的先秦儒家经书，这些经书系用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古文经”不仅在文字上与“今文经”大不相同，而且在篇数上也不一致。自从西汉末古文经出现，学者内部就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派，他们不仅围绕“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版本、文字以及真伪展开激烈争论，而且在学术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的原则、方法上也有重大分歧。概要说来，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究文字训诂，辨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前者主张合时，后者重在复古。前者学风虽然活泼，但却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繁琐考证。从汉武帝时代到西汉末，今文经学派居于“官学”正统地位。在今文诸经中，《春秋公羊传》最为重要，靠治《春秋公羊传》起家的董仲舒，在着名的今文经学派着作《春秋繁露》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三统” (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从而建立起天人一统图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古文经学在王莽摄政时期的复古思潮中大行其道，到东汉继续发展，大学者辈出，贾逵、服虔、马融、许慎为其中佼佼者。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遍注古、今文群经，不拘泥于师承门户和学派壁垒，成为两汉经学的总结性人物。

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即就五经而言，就已经包含了人文科学及某些自然科学，孔子就说过，读诗经，可以增加对鸟兽草木之名的博物知识。可以说，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辨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以儒家为主体的经学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佛、道二教始终未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例如在图书分类法中，佛、道二家的经典只能屈居子部，而决不可能列入经部。经学思想中的今古之争，贯穿在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中，直到近代，康有为还利用今文经学派的思想提出他的改良主义主张。

伏生授经图　唐 王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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