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以儒家学者为主流的思想界的一种共同意识或一般倾向。儒学从开始就是一种有体有用的学问。儒学所谓的“用”，绝不是仅指少数知识分子的个人业绩或成就，它更多地是指“措之天下，间诸斯民”，即将自己的知识学问化为政策行动以福泽于老百姓。儒家始祖孔子就曾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感叹。孔子开办私塾，四处讲学，目的就是要使天下回复到周礼秩序下的太平盛世。此后，儒家后学都有这种“用”的冲动，希望自己能够以儒家学识经邦济世。北宋王安石变法就是他经世想法的一次实际尝试。

明代的封建统治走向极端专制主义，社会政治危机不断深化，民众生活日益艰难，而在思想界却弥漫着宋明理学末流所崇尚的闲谈心性的空疏学风。一批儒学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空谈性理无济于世道，儒学绝对不能仅停留于内心的自我反思与修养，而应从内圣迈向外王，寻求治国安民之道。于是从16世纪起，经世观念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中庸》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退而成为经世的准备工作。明朝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真正开经世风气之先。他们富有忧患意识，对当时农业、赋税、兵制、吏政、科举当中的各种弊端进行了揭露或批判，并提出了各种旨在改革时弊的救世方案。稍后，复社领袖陈子龙编成《皇明经世文编》，搜集了明代臣僚奏疏3000余篇，叙述了270多年间的治乱事迹、制度沿革，试图探索一种致用之道。清朝初年，大批启蒙思想家纷纷倡导经世之学，有“清学开山”之誉的顾炎武破旧立新，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主张，认为做学问要“博学”，还要“知耻”，应耻于做八股，耻于空谈性命。他自我要求“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另一位清初大儒李绂虽不强烈反对理学，但也承认“吾儒教原以经世为宗”。与上述两位齐名的黄宗羲也强调“受业者必先究经，经术所以经世”，如此，方能免于成为迂儒之学。颜元塨李则结合“学习”与“践行”两者来提倡经世致用。经世思想对当时的史学研究影响很深，以至又形成一种史学经世论。清初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学人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勇于任事，致力于创新，注重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在哲学上，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大大改变了四五百年来思想界的风气，影响深远。虽然在乾嘉考证学鼎盛时期，经世致用淹没在“道问学”的潮流中，但第一流的学者仍保存着深层的经世意识。到晚清之际，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儒家的经世意识又得以全面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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