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绘画可以说在颓败中跳跃着新时代的曙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现出生机，却十分脆弱; 另一方面，封建势力苟延残喘，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和新生的民族资本。欧洲的资产阶级文明刺激了一部分有志之士，革新、改良之声时起时落。守旧的文人画在临古中看守着“祖宗”的牌位，革新的文人画则主要在形式方面突破。商业气息颇浓的海派、岭南派异军突起，成为近百年为人所瞩目的新事物——但也是新旧混杂，深印着时代交替的痕迹。“上海画派”，简称“海派”，是指在清末资产阶级形成时期的维新改良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中国画派。“海派”的代表人物有任熊、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等。他们没有共同的师承关系，艺术风格也不尽相同，但却有共同的改革传统中国画的意向。这些画家，大都是有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敢于标新立异，以自己的勇气、智慧、毅力，突破了旧艺术的樊篱，创造了生气蓬勃的局面，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丰富了中国画技法的表现力。“海派”艺术形成的原因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海上“三熊”。他们开“海派”艺术的先河。“三熊”是指张熊、朱熊、任熊。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囿于师法，“三熊”中最有成就的为任熊。任熊的人物、山水、花卉画，改变了以往一般严正稳妥的传统风格。他继承了陈洪绶的画法，并直追唐宋，竭力矫正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甜熟明净的庸俗格调，发扬了陈洪绶精细朴拙的画风，一变而为生动的写意。他的创新精神，影响着当时的上海画坛。赵之谦的画则宏肆奇崛，朴茂浑厚，蕴含秀丽，而能自创格局。他的花卉、树木，出自扬州八家之一的李，并受陈白阳、八大、石涛的影响，风致极佳，为时人推重。他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题材新鲜，用笔则以篆隶笔法入花卉，画面朴茂沉雄，古劲遒丽，是“海派”艺术的先驱者之一。“海派”艺术的主将，当推任伯年、虚谷和吴昌硕，任伯年是“海派”艺术的佼佼者，是近代少见的多产画家。其作品人物、花卉、禽兽、山水，无所不能，亦无所不精。尤其是人物画方面，他的技艺博采众长，既能吸收民间艺术的精华，又能融会西方美术中合理的造型因素，并将文人画的优点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地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将人物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不仅取材于历史故事、神话故事，还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描绘贫困人民的苦难生活。虚谷的绘画无论是取材、笔墨还是用色都有新的情趣，他多用方笔、短线、焦墨，颜色对比清新优美，是“海派”中杰出的代表。吴昌硕的画是典型的文人画，最主要的特点是不专在画面上考究艺术的功夫。从任伯年到吴昌硕，共同完备了“海派”艺术的特色，他们在艺术风格上截然不同，但却有内在联系，其影响直至现代。岭南画派就是指在辛亥革命后广东地区的部分画家们形成的一个新的中国画派。岭南画派亦称“折衷派”。所谓折衷派，其涵义有二。其一，熔中西绘画之长;其二，熔文人画和工匠画于一炉。也就是要吸收西洋画的造型因素，突破中国画旧的创作樊篱，创造出新的中国画来，故又称为“新国画派”。“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是高剑文、高奇峰和陈树人。他们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扩大了绘画的题材。由于重视写生，古人画过的题材，他们继承下来;古人没画过的题材，他们敢于大胆突破，敢于尝试。其次，与当时的国画家相比，他们的艺术形式非常新颖，造型中以渲染为主，山水画不重皴法。他们汲取了日本画、西洋画的有益因素，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重视现代科学的光学，创造出中西统一的、有地方特色的新中国画。再次，只要是充分表现客观对象的技法，无论“撞水法”、“撞粉法”，以及水彩画技法等，他们都大胆运用。最后，因其描写的对象大都是岭南的景物，也显示出与当时画坛不同的地方特色。在当时画坛上，绘画题材种类繁多，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在绘画中都有表现，上海等地还出现了描绘时事与洋场怪相的石印画报，各种漫画也应运而生。还有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归来后亦开始办起传授西画的学报等等，这一系列变革都预示着新时代曙光的到来。

花卉卷 清 虚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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