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田子方》中记载有一个故事：春秋时宋国的宋元君想要绘制国中的山川图样，许多画家应召而来。拜揖行礼之后，大家都等待着宋元君的指派。唯有 一名画者来得最晚，慢悠悠地进来，见过国君后，不像别人那样恭恭敬敬地站着，而是直入室内。宋元君派人去看，这画者已经“解衣般礴裸”，即脱去衣服，伸着两腿叉开而坐，光着膀子准备挥毫运墨作画了。宋元君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画家啊。这个故事反映了一种艺术家从事艺术创造活动时的最佳精神状态。后人甚至把解衣般礴作为绘画的代名词了。

艺术家在创作时应该全身心投入一种自由状态，与对象交融为一，而不能在精神上受束缚。故事中的这位画者之所以被称为是真正的画家，即是因为他精神上完全沉浸于艺术创作活动中，进入了一种自由的境界，其他的礼法规矩都顾不上了，表现出真率自然的天性。故事中其他那些拘谨守礼、趋竞唯诺的画者，充其量不过是画匠，而非真正的艺术家。艺术是一种见性见情的活动，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常破坏外在规定、抛弃僵硬理性的束缚，从而达到身心的自然活泼。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常会有一种惊人的魅力。唐代书法家张旭作狂草，三杯大醉之后，脱帽露顶，挥毫落纸，笔如云烟，通过酒的作用将人在清醒时无法摆脱的理性意识清除掉，完全让艺术家的主体心灵操纵创作活动，从而臻于至妙。这实际上就是使人的潜意识借审美手段释放出来，并在艺术创造中尽情体现，而清醒时由于理性的控制，终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据说王羲之写《兰亭序》、苏轼写《赤壁赋》都写了很多次，但唯有当时第一次写得最好，后来怎么写也达不到最初的效果，这也是因为当初特定情绪下的兴致不再重现了。其次，这个概念还说明了艺术活动应该是 一种非功利性的活动。艺术家创作时应澄心静虑，不受 一切干扰，保持舒和的精神状态，不能因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把艺术作为获取某种个人利益的手段。这种心理特征对于艺术创作的成败也是至为重要的。故事中的这位画者蔑视礼法，不顾自己是否能得到指派，将利害得失都置之度外，任情恣性，忘其形体，心里想的只有画。可见艺术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排斥功利性的，艺术本身就应成为艺术家的目的，甚至作品的优劣巧拙也无需去考虑，只有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心灵激情和审美理想，作品的魅力才有可能体现出来。艺术家舒和的精神状态与其洋溢的情感以及活跃的思绪，是相辅相济的。相反若刻意求工求巧，反而产生不了震撼人心的佳作。另外，这个概念也揭示了艺术创造的自由性质还在于它不是由特定的命题可规定的。其他画者都在舐笔和墨，规规矩矩地等着国君分派任务，而这位画者却直入屋中，准备提笔挥毫了。可见艺术家要真正在对象上体现出自己的自由本质就不能受命题的拘束，因为命题总是外加的，它终究是一种外在的目的性规定，而不是主体心灵的内在呈现，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是难以进入艺术创造的最佳状态的。由于“解衣般礴”形象地描写出了艺术创作时特有的精神状态，故而在绘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初画家恽恪在《南田画跋》中说： “作画须有解衣般礴旁若无人之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王士禛提出诗文中也要领悟解衣般礴之理，可见各门艺术对艺术家真率自然天性的要求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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