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领袖，以王粲、孔融、陈琳、应玚、刘桢、徐干、阮瑀等“七子”为羽翼的文人群体，身处时局动荡的乱世，目睹“白骨蔽原野，千里无鸡鸣”的现实，慷慨任气，以诗描述时事，叙写离乱，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文人诗的第一次创作高潮，并以其诗内容充实、感情丰沛的时代特点，确立了一再被后世诗人推崇的“建安风骨”。

曹操是个政治家，胸襟宽广，志气远大。他敢于直面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怀抱力挽狂澜、统一天下的雄心，一生戎马倥偬，奋斗不息。他的诗歌，也往往表露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如《短歌行》写面对“譬如朝露”的短促人生，诗人为大业未成而忧心如焚，愿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赤诚来招揽贤才，辅佐自己安定天下。又如《步出夏门行》四章，一面以“日月之行，若出其里;星汉灿烂，若出其中”的景象，描写大海包容一切的宏大气势，以象征自己的胸怀;一面又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比，抒发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除上述二诗外，曹操较为着名的诗篇还有《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等，大致看来，慷慨任气、风格苍劲是其诗歌的特征。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依靠父亲旧部的拥戴，登基做了皇帝(魏文帝)。他也雅爱文学，曾作《典论·论文》，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进行批评。他的诗歌以《燕歌行》二首和《杂诗》二首为代表，而《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一首尤为出名。诗写妇人在秋夜思念远方的丈夫，写得柔肠百转、凄婉动人。语言上，作者有意修饰，淡施脂粉，显得清丽自然。形式上，此诗自始至终为清一色的七言，是现存最早的一首七言诗，而且句句押韵，其形式特点为历来诗家和批评家所注目。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一说第四子)，曹丕的胞弟，他在与曹丕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败北，一生处于受猜忌、遭压抑的境地，郁郁不得志，直到去世。因此原因，曹植往往借助比兴手法写自己的遭际感慨。如《七哀诗》(“明月照高楼”)、《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等诗，都是借红颜薄命、美人迟暮、思妇怀人抒发自己壮年赋闲、孤寂难耐的悲哀。最典型的例子是《吁嗟篇》。诗以脱离根本的蓬草起兴，着力描绘了它随风飘转，不知所止的景况。其实这是作者自己受曹丕及其儿子魏明帝曹叡逼迫，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的形象写照。诗中“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两句，还隐约暗示了曹丕当政后自己命运的剧烈变化;而诗末蓬草欲与野火俱焚的愿望，更真切地传达出诗人已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曹植还有不少游仙诗。其中部分篇章如《飞龙篇》、《平陵东》、《升天行》等，纯粹歌咏求仙访道以谋长生不老，不足论取。而另一些诗篇如《游仙》(“人生不满百”)、《五游咏》、《仙人篇》等，则在游历天庭仙界的描绘中，尽情驰骋想象，抒发意气，表现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而且，词采华丽、笔调夸张、富有浪漫色彩。曹植十分注重诗歌的艺术形式，他的诗刻画工致，词采华美，多用对仗，讲究章法(如《赠白马王彪》全篇七章都用顶真手法绾连)，且又葆有乐府民歌清新明朗的风格。建安诗人中，他存诗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被公认为建安诗坛的代表。

“建安七子”中，孔融没有诗歌传世;阮瑀、陈琳长于表章书记，存诗很少(陈琳诗有《饮马长城窟行》，写役夫修筑长城的痛苦，阮瑀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哀);应玚、徐干流传后世的诗篇也屈指可数; 相对而言，王粲、刘桢两人的成就较为突出。王粲出身世家，年少才高，但生当乱世，怀才不遇，所以其作诗为文多感时伤事，自悲不幸。他的诗以《七哀诗》二首为代表。其一写因战乱连年，民不聊生，饥饿竟逼迫母亲将亲生儿子丢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其二写自己避乱荆州，思念洛阳、眷眷怀归的心情。两诗均以感情的真挚深沉而见长。刘桢存诗十余首，以《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诗抒写个人的情怀，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其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诗以物述怀，表示自己不畏风霜、守节自正的品性，钟嵘称赞说：“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尽管“建安七子”的诗歌成就总体上不如“三曹”，但他们的存在与参与，却羽翼“三曹”，合成了建安诗坛的兴旺局面;尽管“建安七子”存诗不多，但他们的诗作毕竟也丰富了一代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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