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宋代诗坛，除苏轼外，黄庭坚亦是一位使宋诗确立自己风貌并独步于整个诗歌发展史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诗风是奇健拗劲，讲究法度，从而建立了一种规范化的宋诗法门，使后人能学有所宗。尤其他所创立的江西诗派，影响诗坛200余年，成为宋代诗坛的最大流派。也可以这么说，宋代诗坛始变唐风的是梅尧臣、欧阳修，大变唐风的是苏轼，变尽唐风的则是黄庭坚。苏轼代表了北宋诗文革新的最高成就，而黄庭坚却突出地体现了宋诗的缺点和优点，引得近千年来，对黄庭坚诗作和理论的评价聚讼不已。

黄庭坚一生苦心研究诗歌，对杜甫尤为推崇。他通过吸取杜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长处，再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而且他还提出一整套“诗法”，引得当时及后代许多诗人争相效之。首先，黄庭坚强调作诗应该有学问。他认为，他所尊奉的杜甫、韩愈的诗文，均是“无一字无来处”，只是后人读书太少，才不了解它们的出处。他以为要能做到“从容”作诗，必须读书破万卷，并多积累古人的“佳句善字”，以备检用。其次，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古人作品，他提出了着名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理论。他指出，作诗应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即指借用前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以陈变新，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如果说，“点铁成金”还是侧重于语言方面的，那么“夺胎换骨”则是侧重于诗意方面：“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换骨即是不改前人的诗意，用自己语言写出;夺胎则是在前人诗意的基础上，再深化一层，造成自己新的意境。黄庭坚对此理论加以阐述说，诗意是无穷的，人之才是有限的，只有很好地利用前人的成果，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对于黄庭坚的理论，历来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贬之者认为“特剽窃之黠者耳”、“终是唐人残山剩水”; 褒之者认为非黄不能学，把“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奉为金科玉律。我们认为，如果把“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作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汲取前人优秀文学遗产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这个理论也确实使宋诗做到了推陈出新，意深语奇，也使宋诗具有了与唐诗不同的独特个性。但若是把这种方法作为诗歌唯一的创作方法，把前人的诗文作为唯一的创作源泉，就显得偏狭了。故某些江西派诗人，钻在故纸堆中下功夫，搜猎异字僻句，好新务奇。这种在诗意和语言上的过分追求，使诗呈现出一种古硬晦涩的风貌。正如钱钟书先生所形容：“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上蒙上一层水气，冻成一片冰花。”

黄庭坚不仅有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他还在自己的诗歌中体现其创作主张。他的诗非常重视命意新奇，如咏物诗《题新妇石》、《咏猩猩毛笔》等，都寄托了他对人生的感叹以及对生活妙理的感悟。他还常在前人的诗句上翻出新意，如“渭城柳色关何事? 自是离人作许悲”，是逆王维诗意而写的;“凭谁说与谢玄晖，莫道澄江静如练”，是在李白的诗句上解出的新意。谋篇避熟也是黄庭坚在诗中的一种努力。谋篇即诗歌的结构，是内容、形式诸要素在空间、时间方面的排列和连接。不按常规顺序的谋篇往往能显示新奇的、不落俗套的效果，如“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州白鸟双。马龁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说的是午睡时的一个梦，先不说梦，却用了没有动词的、词序颠倒古怪的句子。诗人戴草帽，着乌靴在红尘中奔走，随即脑际中浮现出沧州水边白鸟双双的景象，最后二句才点出这些原是梦境。诗意主要是为了表达江湖之念，采用的却是递进侧叙笔法，构思、结构极为新颖。声律拗拙亦是黄庭坚的追求，所谓“拗”即是在格律诗中有意识造成平仄变化，音调反常，破坏和谐，造成一种槎桠离奇的古趣。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杯”字该仄而平，“酒”字该平而仄，形成“拗救”。另外，黄诗中诗的音步节奏也常有变化，且喜用险韵，前人多比喻其诗如带着枷锁跳舞，虽不十分优美，却令人叹为观止。字句推陈出新，以俗为雅亦是其诗的追求。他在诗中力求词语避熟避俗，往往充满佛家语、学问语，时有奇字、僻字镶嵌其间。或者在俗字上锤炼出新意，如“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把“倾国倾城”这样熟习的成语，用出了新意。再如“客心如头垢，日欲撩千篦”，让人一读便感惊奇，久久难忘。以上的几个方面，基本上体现了山谷诗新、奇、瘦、硬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江西诗派乃至宋诗的基本艺术风格。从这点出发，无论人们对黄庭坚作出何种评价，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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