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建立到汉武帝即位，汉朝廷一直以黄老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曾对西汉初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如诸侯王势力强大，以致发生“七国之乱”，对匈奴的一贯妥协也造成匈奴的得寸进尺等等，这些都不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政权，推行中央集权的政策，必须有一种新的理论以取代黄老学说。汉朝选择的新理论是儒家学说。

以一种新学说取代旧的学说并非易事。武帝即位时，因年幼，太皇太后窦氏摄政。窦太后好“黄老术”，反对其他学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亲政。次年诏令“贤良”对策，应对百余人，其中董仲舒三次对策，颇得汉武帝赏识。

董仲舒是文景时的大儒，精《春秋》公羊学。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依据，兼取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经过汉代儒生特别是董仲舒等人的加工改造，已成了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完整理论。董仲舒对汉武帝的三次下诏察问，都以策文应对，这就是着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在对策之中。他推崇儒家思想，甚至把它看作是维护汉朝统治的主要工具。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统”，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杂糅阴阳五行说，提出王权神授论，建议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还利用道家的天道观来为封建政权服务。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把道家的“道”作为永恒的法则，宣称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永久不变。同时他还强调法治，主张把儒法两家糅合在一起，“外儒而内法”。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建议独尊儒术，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认为，只有这样，各种邪说才能销声匿迹，然后纲纪可统一，法令制度也就清楚了，百姓就知所适从了。

董仲舒的这套理论适应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此后，汉武帝大力提倡儒学，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又设立太学以养天下的士人。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实行了一系列神化皇权的措施，如举行封禅之礼，太初改制，建立年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汉武帝在确定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以后，将儒家的理论渗透到法律、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制定各项政策的理论依据。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它虽然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来得温柔些，但对文化的摧残却毫不逊色，它使汉初刚刚恢复的百家学说又一次受到打击、摧残。从此，儒家学说不但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而且在以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儒家学说始终居于统治地位，上至国家机构的统治政策，下至黎民百姓的饮食起居，都深受其影响。

董仲舒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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