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与婉约，本是宋词中的两种风格类别。所谓豪放词，是指在内容上突破儿女之情的拘束，书写胸襟怀抱，风格上气象恢弘、意气雄放，形式上任性率志，不拘泥于音律的作品。文学史上，第一个用“豪放”来评词的是苏轼(见其《答陈季常书》)，在词中首开豪放风气的也是苏轼。

词自晚唐五代流于北宋，已约定俗成，形成了“词为艳科”的观念。即词在内容上只宜描写男女艳情，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因而人们对词的审美也偏重女音，独尚婉约。苏轼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多姿多彩，刚柔兼具，因此，有意以阳刚雄健之风进行矫正。他的一些词作，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突破“艳科”樊篱，抒写胸襟怀抱，意气酣畅，议论风发，格调卓然独立，自成一家，因而被后人认为是“豪气词”(张炎《词源》)，开创了词中的豪放风格。

苏轼之后，北宋的黄庭坚、贺铸、晁补之等人也写过一些风格豪放的词作。如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意气》等，但却未形成流派。主要原因是当时人们对词的观念依然抱残守缺，不肯更易。认为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语)，应该重婉约，守音律，不能任性而为，不受拘束。

1127年，金兵入侵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灭亡，长江以北的土地被金人占领。面对山河破碎，中原沦陷，南宋朝廷却一味苟安偷生，致使许多仁人志士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并以词来抒写他们对山河失陷的伤痛，对金兵入侵的愤恨，对南宋朝廷妥协政策的不满和报效祖国、收复失土的愿望。一时涌现出许多作者，有李纲、岳飞、张孝祥、张元干、陈亮、陆游、韩元吉、刘过等，形成了一股潮流。其中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望断》、张元翰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等，都是情怀激烈、风格豪雄的作品，被看成是豪放词的当行本色。

这一作者群的代表人物是辛弃疾。辛弃疾早年曾投身于抗金战斗，南渡后也始终以收复中原为己任。他志向高远，胸襟开阔，豪气干云，“气吞万里如虎”，其词也写得风云激荡，如刘克庄所说“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代表作如《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永遇乐·千古江山》、《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木兰花·汉中开汉业》、《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等等，不胜枚举。

应该说，豪放词由苏轼先开风气，然而豪放派的形成却是在南宋时，以辛弃疾为集大成者。因此，历来词论家谈及豪放派，往往以苏、辛并称。辛弃疾以后，一些作家受其影响，也有豪放词作，如南宋的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元代的元好问，明代的陈子龙、陈维崧等。笼统说来，也是可以算入豪放一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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