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诗歌早先在形式上尚受楚辞影响，多用“兮”作句读间歇，如刘邦《大风歌》、汉武帝《秋风辞》等。尔后的发展分两条线索，一是文人五言诗，一是乐府民歌。

乐府本指音乐机关。“乐”是音乐，“府”是官府。西汉惠帝时就设有“乐府令”的官职。汉武帝时，乐府的规模得到扩大，它的职责主要有二：一是为文人诗谱上曲调供宫人为统治者表演，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一是采集民间的乐曲和诗歌，以观各地风俗优劣，考见政治得失。前者意义不大，充其量是保存了一些文人的平庸之作，而后者却很有意义：一方面，统治者从民间采诗固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需要，但他们通过采诗以检测政治措施是否符合民意，把民间诗歌作为反映其政治得失的晴雨表，这一用心和做法还是明智可取的;另一方面，乐府的采诗制度，客观上搜集、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使之得以流传。乐府官员把采集来的诗配上曲子，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歌——既有曲调，又有歌词，是一种配合乐曲歌唱的诗。汉以后，魏晋文人把这种能合乐而歌的诗叫做“乐府诗”，或简称“乐府”，于是，“乐府”又成了一种诗歌的概念。

据有关书籍的记载，仅西汉乐府诗就有138首，可现在留存的两汉乐府民歌总共也只有40多首，可见，大量的作品已经流失了。

汉乐府继承了《诗经》反映现实、针砭时事的优良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勇于直面生活，敢于揭露、批判社会黑暗。

《相和歌辞》是汉乐府中的精华。相和歌本是各地采集来的民间曲调，因此歌辞也多是民歌，其中好诗不少。《平陵东》写一个名叫“义公”的人被人绑架，绑票者开的“票价”是“交钱百万两走马”。在当时剥削惨重的情形下，两匹马已是穷苦百姓无法筹措的巨资，更何况“交钱百万”。但是不交钱，后面有人紧紧催逼。诗中“顾见追吏心中恻”一句殊为深刻，它不仅写出了百姓的不幸和凄惨，更点出了绑架者不是别人，正是标榜为民谋事的官府!这就有力地揭露出当时社会吏治的暗无天日。《陌上桑》是一首流传广泛、久负盛誉的叙事诗。一名《日出东南隅行》。诗歌叙述一个名叫罗敷的民女在田间采桑，遭太守调戏，她既不畏权势，敢于斗争，严辞拒绝太守的无耻要求;又聪明机智，善于斗争，夸张地称许自己的丈夫官高权重、人才出众，以讥讽太守的卑鄙猥琐。诗揭露了官吏欺凌百姓的现实，更歌颂了人民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

其他如《东门行》写一男子因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被迫铤而走险; 《孤儿行》写一孩童在父母死后备受兄嫂的虐待欺侮，也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些侧面，写得也很凄婉动人。

汉乐府民歌的另一部分保存在《短箫铙歌十八曲》里。“铙歌”本是军乐，由北狄传入。现存的歌辞，应是后来缘乐曲而作的。“十八曲”中，《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三首写得较好。《战城南》是一首战争的咏叹调。汉代战争频繁，人民伤亡惨重，《战城南》通过感叹士卒“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凄惨境遇来诅咒战争，哀悼阵亡将士。《有所思》写一女子情有所钟，但当她知道恋人另有他心的时候，就折断、烧毁了准备送给恋人的礼品玳瑁簪，并“当风扬其灰”，愤烈地表示：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既披露出她的内心痛楚，也表现出刚烈果敢的鲜明个性。《上邪》是首短诗：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前三句直接呼天为誓，要与爱人相爱永远，用的是直笔; 后六句同样是爱情誓言，但用的是曲笔，作者连举山平水枯等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为“乃敢与君绝”的先决条件，表明她对爱的坚贞不渝。诗的想象十分奇特，感情更是十分强烈! 此诗虽短小，却写得极好，被誉为“短章中神品”。

汉乐府还有一部分见于《杂曲歌辞》，其中最着名的是长诗《孔雀东南飞》(一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产生在东汉末年，在民间长期流传，到南朝陈代才写定。全诗长达1700多字，是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名作。诗叙述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伉俪相得，但焦母不喜欢儿媳，硬将两人活活拆散，仲卿夫妻双双殉情赴死，死后葬在华山，两座坟上的树结成连理，交相覆盖。诗所描写的这出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性。此诗虽重在叙事，但也有强烈的抒情成分，尤其是诗末对连理枝、相思鸟的描绘，使诗向理想升华，强调了爱的执着与伟大，分外感人。

在艺术形式及表现手法上，汉乐府也饶有特色。首先，汉乐府的叙事因素增强，一些叙事诗，叙述角度不一，或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但变换灵活，转接妥帖;其次，多用对话入诗，人物语言质朴自然，贴近生活，民歌色彩浓烈;再次，诗歌句式或五言(如《陌上桑》)，或杂言(如《上邪》)，或以七言为主(如《平陵东》)，多姿多彩，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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