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一般解释为神验，也就是神的预言;纬，则与经相对，先秦有《诗》经、《易》经，汉人据此造出《诗纬》、《易纬》，纬是把上古的经典(也就是常说的五经)现实化，让这些经的经义进一步延伸，从而能解释现世的政治和社会。谶和纬在性质上很相似，都是用某些具有神圣性的、能代表“天”的意志的东西来对现世的秩序进行解释或预言。所不同的是，“谶”利用神物，比如星象的变化、符瑞的出现、灾异的产生或者奇花异兽的特殊行为等，而“纬”是利用已被定为尊位的儒家经典。

谶纬现象在汉代最为发达。其实在此之前、之后都常有发生，只是不如汉代那么集中，那么官方化。《史记·陈涉世家》记载说：陈胜起事时，吴广利用神庙，派人在里面学狐鸣，叫“大楚兴，陈胜王”，又把写有“陈胜王”的帛书塞进鱼腹作为神验。汉末张角黄巾起义，用谶语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元末刘福通准备反元时，在黄河岸边埋石人，并刻上“石人一只眼，一出天下反”的谶语。明末李自成反明时，使儿童们散布童谣“十八子主神器”。这些都可以算作是“谶”的现象。

宋昭信军节度使曹勋编撰宋高宗瑞应故事，由萧照绘画，共十二幅，以表明高宗即位乃“上天祥应”。

谶纬现象的理论背景是“天人感应”的观念和阴阳五行的思想。这些都有极深远的渊源，但是最终的定型和意识形态化则在战国后期和汉初。战国后期梁人邹衍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一个系统的学说，并与当世的政治相配合。五行之间相生相克，政权之间因此也就有这样的更替关系。汉代大儒董仲舒把由来已久的“天人感应”观念加以改造，根据人世的秩序把“天”改造成为一个完全对等的实体，比如天有五行，人就有五脏，天有四时，人就有四肢等等。同时，他认为所有的自然变化均与国家政治有直接的关系。这样一些观念的最终确立，使谶纬这种在古代社会中一直略现端倪的现象在汉代完全官方化和系统化。汉代诸多的皇帝都很推崇谶纬，汉光武帝刘秀进而把“谶纬”作为官方的秘经来看待，归于典册，收入内府。

但是到了汉朝后期，统治阶层开始意识到“谶纬”当中所蕴含的危险性。因为谶纬在根本上是通过解读“天”的意志来确证现世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但是“天”的意志是神秘的，或者说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此它既可以对现世政权进行肯定，也可以对之进行否定，性质如何，完全取决于解读者本身。而当时在汉王朝的鼓励下，制造“谶纬”或者“发现谶纬”的人非常多，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很狂热地向王朝表明他们的忠诚，但很难保证其中不出现一小部分人对“天”的意志进行相反的解读。为了预防这种危险情况的发生，光武帝之后汉代的统治者就开始钦定谶纬的数量，宣布《河图》、《洛书》这两类谶书45篇，再加上《七经纬》36篇，共81篇谶纬作品是既定的、合法的。如果再出现新的谶纬就是非法。这种做法事实上保证了王朝本身对“天”的意志拥有绝对的解释权。这种做法也被后世的王朝完整地继承。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种禁令代代不绝，从汉张衡开始到魏、晋、后赵、前秦、刘宋、梁、北魏、隋、唐、后周、宋、元、明、清，几乎很少遗漏。但事实上，正如我们前文所列，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谶纬”作为理论上的反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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